敌之五十二师和五十九师，尔后相机歼灭其他各路敌军，打破敌人的“围剿”。
按照总部的命令，红一方面军兵分左、右两路。左路为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和第二十一军，进至黄陂一带设伏，整个左路部队由林彪、聂荣臻统一指挥。右路为红五军团和第二十二军，负责阻击敌人和掩护左路红军右侧的任务，右路部队由董振堂和政治委员朱瑞统一指挥。
2月27日清晨，寒风夹杂着细雨，红军左路纵队埋伏在黄坡的山岭之中，静候敌人的五十二师。这一带群山环绕，绵延数十里，且山高林密、山谷狭隘。敌五十二师是个加强师，每班都有一挺轻机枪，仗着装备精良，大摇大摆的行进在群山之间的狭谷地带。随着“砰！砰！”几声清脆的总攻枪响，山谷两侧的红军猛烈开火，并迅速将敌截成数段，使之首尾不能相顾，战斗仅用3个小时，左路纵队即歼敌五十二师师部和一五四旅一个团，并击毙敌师长李明。第二天，红三军团将该师前卫部队一五五旅歼灭于桥头。接着，一、三军团协同作战，将位于蛟湖地区的敌一五四旅主力全部歼灭。
左路打的热火，右路纵队的董振堂早已急不可待，可能是敌五十九师隔山听到了枪炮声，行动稍有迟缓。直到下午2点，才行进到霍源以北地区。此时敌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竟误认为五十二师正进行实弹演习，下令部队继续前进，径自向红军右路纵队的枪口上撞来。
红军右路纵队的任务是阻击援敌,保障左路红军的侧翼。但董振堂岂会轻意放弃这么好的战机。他决心集中兵力，围歼这股敌人，遂令红二十二军先敌占领黄坡西北高地，红十五军占领鹿梯一线高地，令十三军三十八师占领黄坡以西高地，独五师集结黄坡作预备队。
2月27日下午，李青云、朱良才指挥的红十五军在鹿梯一带与敌五十九师前卫第177旅1个团遭遇。敌最初以为是地方游击队，遂不顾一切地往前冲。十五军当即诱敌深入，然后一股作气将敌截成两段。陈时骥此时才发觉情况不妙，即命175旅赶上来增援，但已为时过晚。激战至黄昏，第五十九师伤亡过半，董振堂、朱瑞下令将敌团团围住，准备第二天一举围歼，同时命令罗炳辉、蔡树藩的红二十二军向河口方向侦察警戒，随时阻击敌十一师的增援。命令十三军三十九师从正面攻击被围之敌，红十五军和三十八师协同作战，歼灭军山之敌，独立第五师与二十二军一部阻击宜黄方向之援敌。
29日上午8时，红军右翼部队向国民党五十九师发起全线攻击，战到19时，全歼敌之四个团，敌师长陈时骥仅率数人仓惶逃走，却在登仙桥附近被赶来的红一方面军左翼部队生俘。黄坡战役，红一方面军干脆利落的歼敌二个师，毙俘敌官兵一万余人，缴获大炮四十余门，轻、重机枪三百多挺，其他枪支一万余支，还有大批银元和军用物资，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在歼灭敌五十九师的战斗中，红五军团十三军三十九师师长王树亚不幸牺牲。
王树亚，甘肃人,早年入西北军,任连长,副营长。宁都起义后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十三军营长、团长。1932年8月任三十九师师长,中共总支部委员，他作战勇敢、顽强，指挥细致、深入，在部队里有很高的威信。在这次战斗的关键时刻,他亲自率队冲锋,不幸腹部中弹,牺牲时年仅26岁。
黄坡大捷，使红一方面军士气大增。当日，参战各部分别转移至小布、南团、东韶、洛口一带休整。陈诚一下丢了两师之众，气的几乎发疯，不甘失败的他决心与红军决一死战。但胜利后的红军很快又消失了踪影。无奈，他只好将“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改为“中间突破”，重新调整后，敌人由宜黄向广昌方向推进，企图占领广昌，诱使红军主力与之决战。
3月20日，敌第十一师由黄坡向南推进，至黄昏，该师全部到达草台岗、徐庄一线。红一方面军参谋长刘伯承在总部的作战地图上猛然一敲，兴奋地喊道：“战机来了，战机来了！”并立即向朱德提出在草台岗准备战场的建议。
朱德、周恩来等人在听完他的仔细分析后，完全同意这一作战方案。当日上午，红一方面军发出作战训令，该训令的部署是：以红五军团、第十二军、宜黄两个独立团为右翼，由东向西进攻候坊、徐庄、雷公嵊一带之敌，并以一部兵力牵制东坡之敌第九师，向新丰方向警戒，阻敌前纵队回援；以第一、三军团、第二十一军和独立第五师为左翼，主力由西向东进攻草台岗、徐庄之敌，并以一部兵力切断敌第九师与第十一师的联系。第二十二军为总预备队。
接到命令，董振堂率部于20日夜，分别进入到指定进攻位置。21日拂晓，总攻开始，由于敌十一师是陈诚起家的基干队伍，号称全军之冠，而且重未打过败仗，战斗力极强，可谓蒋介石嫡系部队中的主力。加之该敌先期占领草台岗，各处制高点均已配备守卫。战斗从一开始，即呈白热化，双方为每一个阵地，每一处制高点，展开你死我活的争夺。负责由西向东进攻草台岗的红一军团打得尤为艰苦，仅南面的黄柏岭制高点，屡次强攻，却屡次受挫。红四军的第十、十一师轮番进攻，战至下午，黄柏岭不但没拿下来，且两个师的师长均负重伤。此刻，敌数驾飞机赶来助战，不停地在我主力集结位置俯冲轰炸。其中一颗炸弹恰巧落在一军团指挥所位置，将正在写作战命令的林彪、聂荣臻掀到了山坡下，两人虽然没有负伤，但是作战的难度更大了。
在此关键时刻，由东向西攻击的红五军团，在董振堂的率领下一举突破南面霹雳山敌之六十六团防御阵地。顿时，国民党第十一师在草台岗的环形防御体系被撕开了一个缺口。敌开始全线动摇。战至黄昏，蒋介石的这个王牌师全面瓦解。此役，敌十一师大部被歼，伤敌师长肖乾，毙敌团长3人，俘敌3000余人，缴枪五千多支，担任主攻任务的红五军团功不可没。十分可笑的是，当红军战士们押着俘虏行进时，发现每个俘虏的身上都带着一根绳索，战士们觉得奇怪，一问才知是敌人出发前上级交待的，每人准备一根绳索用于捆绑红军俘虏。
战士们听了无不开怀大笑。
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如五雷轰顶，在给陈诚的手谕中写道：“此次挫失，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陈诚接到手谕，羞愧万分。至此,蒋介石精心布置的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就这样以惨败而告终。
红一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已拥有30多个县，地跨赣、闽、湘、粤四省，人口近300万，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红军主力也发展到8万人，地方武装也壮大到近5万人，中央苏区的发展进入了全盛时期。
十八、第五次反“围剿”
7
七、第五次反“围剿”
1933年初，上海的临时中央搬到了中央根据地。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被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加之万里迢迢请来了苏联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即李德）。这个26岁的中共中央临时负责人头脑顿时热了起来。在中共苏区中央局的会议上，博古发言认为：“国民党的统治崩溃和破产已为期不远了,为了适应革命高潮的要求,党必须开展各个战线上的布尔什维克的进攻，来把革命形势迅速转变为胜利的大革命，争取工农民主专政在全中国的胜利及迅速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为此，他要求：“全中国各苏区创造100万铁的红军，来同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队作战。”并且将这一行动作为党的进攻路线。而且必须“顽强，坚决毫不倦怠，敏捷迅速的为着这个进攻路线的全部实现而斗争”。一些与会者有着长期革命斗争经验，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博古竞称他们是“机会主义的走向取消主义的退却逃跑路线”。
紧接着，博古等人在军事指挥上排斥了毛泽东，又不用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人，而以李德执掌红军的指挥权。
1933年6月，中革军委发布命令，调整红一方面军编组，撤销军一级的番号。红一军团的原三军、四军、二十二军和瑞金模范师改编为第1、第2、第3师。红三军团的原五军、七军、二十一军分别改编为第4、每5、第6师。红五军团的原十三军、十五军分别改编为第13、第15师,并另增补了第34师。五军团仍由董振堂担任军团长，政治委员朱瑞。第13师师长李青云（后陈伯钧），政治委员宋任穷；第15师师长陈光，政治委员萧华；第34师师长周子昆，政治委员曾日三。
这次改编不到三个月，蒋介石便又纠集100万兵力，二百余架飞机，开始了对各个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大规模“围剿”。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执行王明的“左”倾路线，完全否定了毛泽东同志正确的军事路线，他们否认敌强我弱的这一根本事实，过高估计自己，过低估计敌人，继续推行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李德在会上甚至提出“游击战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红军应四面出击，以进攻打乱国民党的‘围剿’布署”。在这种极其错误的观点引导下,苏区的军民正一步步迈入危境。
1933年7月1日，中革军委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发布了<<关于东方军之组成及干部配备和指挥关系的指示>>,正式命令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和第十九师组成东方军。任命彭德怀兼任东方军司令员,滕代远任政委,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
东方军的任务是入闽作战,争取在二个月内,给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以严重打击,同时迅速扩大队伍,然后同留在北线的部队,一起夹击抚州,并向南昌进攻。这个错误的决定将主力红军分成了两部分，结果,在闽、赣两个战场上,红军都未能取得较大胜绩。更为严重的是,国民党第十九路军是在上海与日军作战后不久调防福建省的,是一支坚决主张抗日的军队。由于遭蒋介石的坚决抵制，被蒋一纸令下，调到福建参与围剿红军，其领导人蔡廷锴根本不愿与红军为敌,且已下定决心反蒋。在这种情况下,本应对十九路军实行以争取为主的方针,但在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指导下,东方军仍对十九路军实行打击政策。使红军不仅在政治上带来不利后果,而且削弱了双方的实力,使红军失去对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最佳准备时机。蒋军正是乘这个机会完成了对中央苏区的碉堡包围。
毛主席后来对此曾批评说:“结果是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1933年9月下旬,蒋军陈诚部乘我主力红军分离作战之际,集中四个师的兵力，由南城、硝石向黎川发动进攻，一举夺占了中央苏区东北部的重镇黎川，正式开始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
博古、李德等人在敌优势兵力的大举进攻下,完全抛弃了红军以前的作战原则,推行军事冒险主义.他们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要求红军不放弃苏区每一寸土地,在苏区外战胜敌人。红五军团遂依照总部下达的作战命令，连续作战达2个月，历经洵口、硝石、资溪桥、浒湾、云盖山等战役，不仅没有歼灭和阻止敌人，反而丢失了若干地方，部队已十分疲惫，在敌人碉堡密布的阵地前,五军团的进攻显得十分被动，部队伤亡惨重。直至10月26日,董振堂毅然向中革军委发电,以部队严重受损为由，果断地撤出了战斗。
接下来的几次战役也都没有打好，这种与敌人硬碰硬，完全抛弃了红军以前灵活多变的战术原则，令军团长董振堂感到深深的懊恼。而“左”倾路线领导者把这一系列战斗失利的原因，归罪于各军团领导人，尤其是红五军团，他们毫无根据的批评五军团里存在“**”、“反革命小宗派”、“第三党”等等，在敌人大军压境得非常时期，竟派出大批保卫局人员到红五军团搞“肃反”，弄得部队人心惶惶。
恰在此时，后方传来李青云同志不幸病逝的消息，真是祸不单行，这给已年近四十的董振堂沉重一击。多年以来，李青云一直在他身边，历任旅部参谋，副官长，少校参谋兼学兵连连长，工作踏实思想进步。他很欣赏这位朝气蓬勃的年轻人，视他为自己的左膀右臂。
宁都起义后，李青云凭着卓越的指挥才能，在赣州战役后不久即任十五军四十三师师长。33年水口战役中，指挥果敢，表现非凡，于同年8月1日，荣获中革军委颁发的二等红星奖章，升任十五军军长。不久因病离开部队休养，10月在江西永丰藤田附近病逝。
这位毕业于黄埔军校，年仅31岁的起义骁将，在忍受病痛的折磨，行将离世前，曾给河北成安的老家去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舅父（收信人是他的舅舅），今后再也不能通信了，仅有这150元现洋，你收起来别告诉父亲。这些钱是我父母的养老费，也是贵山（烈士儿子的乳名）的教育费……”
这封信中通篇没有豪言壮语、儿女情长，读起来却处处感人肺腑。遗憾的是，烈士的儿子－－－－－－－－李克敏（贵山）拿着这封信寻找父亲，为父亲正名，却用了整整四十五年。解放后，李克敏开始给中央和军委写信，想求证父亲的身份和下落。不久总政回信说：来信收悉，查无此人。196
按照总部的命令，红一方面军兵分左、右两路。左路为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和第二十一军，进至黄陂一带设伏，整个左路部队由林彪、聂荣臻统一指挥。右路为红五军团和第二十二军，负责阻击敌人和掩护左路红军右侧的任务，右路部队由董振堂和政治委员朱瑞统一指挥。
2月27日清晨，寒风夹杂着细雨，红军左路纵队埋伏在黄坡的山岭之中，静候敌人的五十二师。这一带群山环绕，绵延数十里，且山高林密、山谷狭隘。敌五十二师是个加强师，每班都有一挺轻机枪，仗着装备精良，大摇大摆的行进在群山之间的狭谷地带。随着“砰！砰！”几声清脆的总攻枪响，山谷两侧的红军猛烈开火，并迅速将敌截成数段，使之首尾不能相顾，战斗仅用3个小时，左路纵队即歼敌五十二师师部和一五四旅一个团，并击毙敌师长李明。第二天，红三军团将该师前卫部队一五五旅歼灭于桥头。接着，一、三军团协同作战，将位于蛟湖地区的敌一五四旅主力全部歼灭。
左路打的热火，右路纵队的董振堂早已急不可待，可能是敌五十九师隔山听到了枪炮声，行动稍有迟缓。直到下午2点，才行进到霍源以北地区。此时敌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竟误认为五十二师正进行实弹演习，下令部队继续前进，径自向红军右路纵队的枪口上撞来。
红军右路纵队的任务是阻击援敌,保障左路红军的侧翼。但董振堂岂会轻意放弃这么好的战机。他决心集中兵力，围歼这股敌人，遂令红二十二军先敌占领黄坡西北高地，红十五军占领鹿梯一线高地，令十三军三十八师占领黄坡以西高地，独五师集结黄坡作预备队。
2月27日下午，李青云、朱良才指挥的红十五军在鹿梯一带与敌五十九师前卫第177旅1个团遭遇。敌最初以为是地方游击队，遂不顾一切地往前冲。十五军当即诱敌深入，然后一股作气将敌截成两段。陈时骥此时才发觉情况不妙，即命175旅赶上来增援，但已为时过晚。激战至黄昏，第五十九师伤亡过半，董振堂、朱瑞下令将敌团团围住，准备第二天一举围歼，同时命令罗炳辉、蔡树藩的红二十二军向河口方向侦察警戒，随时阻击敌十一师的增援。命令十三军三十九师从正面攻击被围之敌，红十五军和三十八师协同作战，歼灭军山之敌，独立第五师与二十二军一部阻击宜黄方向之援敌。
29日上午8时，红军右翼部队向国民党五十九师发起全线攻击，战到19时，全歼敌之四个团，敌师长陈时骥仅率数人仓惶逃走，却在登仙桥附近被赶来的红一方面军左翼部队生俘。黄坡战役，红一方面军干脆利落的歼敌二个师，毙俘敌官兵一万余人，缴获大炮四十余门，轻、重机枪三百多挺，其他枪支一万余支，还有大批银元和军用物资，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在歼灭敌五十九师的战斗中，红五军团十三军三十九师师长王树亚不幸牺牲。
王树亚，甘肃人,早年入西北军,任连长,副营长。宁都起义后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十三军营长、团长。1932年8月任三十九师师长,中共总支部委员，他作战勇敢、顽强，指挥细致、深入，在部队里有很高的威信。在这次战斗的关键时刻,他亲自率队冲锋,不幸腹部中弹,牺牲时年仅26岁。
黄坡大捷，使红一方面军士气大增。当日，参战各部分别转移至小布、南团、东韶、洛口一带休整。陈诚一下丢了两师之众，气的几乎发疯，不甘失败的他决心与红军决一死战。但胜利后的红军很快又消失了踪影。无奈，他只好将“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改为“中间突破”，重新调整后，敌人由宜黄向广昌方向推进，企图占领广昌，诱使红军主力与之决战。
3月20日，敌第十一师由黄坡向南推进，至黄昏，该师全部到达草台岗、徐庄一线。红一方面军参谋长刘伯承在总部的作战地图上猛然一敲，兴奋地喊道：“战机来了，战机来了！”并立即向朱德提出在草台岗准备战场的建议。
朱德、周恩来等人在听完他的仔细分析后，完全同意这一作战方案。当日上午，红一方面军发出作战训令，该训令的部署是：以红五军团、第十二军、宜黄两个独立团为右翼，由东向西进攻候坊、徐庄、雷公嵊一带之敌，并以一部兵力牵制东坡之敌第九师，向新丰方向警戒，阻敌前纵队回援；以第一、三军团、第二十一军和独立第五师为左翼，主力由西向东进攻草台岗、徐庄之敌，并以一部兵力切断敌第九师与第十一师的联系。第二十二军为总预备队。
接到命令，董振堂率部于20日夜，分别进入到指定进攻位置。21日拂晓，总攻开始，由于敌十一师是陈诚起家的基干队伍，号称全军之冠，而且重未打过败仗，战斗力极强，可谓蒋介石嫡系部队中的主力。加之该敌先期占领草台岗，各处制高点均已配备守卫。战斗从一开始，即呈白热化，双方为每一个阵地，每一处制高点，展开你死我活的争夺。负责由西向东进攻草台岗的红一军团打得尤为艰苦，仅南面的黄柏岭制高点，屡次强攻，却屡次受挫。红四军的第十、十一师轮番进攻，战至下午，黄柏岭不但没拿下来，且两个师的师长均负重伤。此刻，敌数驾飞机赶来助战，不停地在我主力集结位置俯冲轰炸。其中一颗炸弹恰巧落在一军团指挥所位置，将正在写作战命令的林彪、聂荣臻掀到了山坡下，两人虽然没有负伤，但是作战的难度更大了。
在此关键时刻，由东向西攻击的红五军团，在董振堂的率领下一举突破南面霹雳山敌之六十六团防御阵地。顿时，国民党第十一师在草台岗的环形防御体系被撕开了一个缺口。敌开始全线动摇。战至黄昏，蒋介石的这个王牌师全面瓦解。此役，敌十一师大部被歼，伤敌师长肖乾，毙敌团长3人，俘敌3000余人，缴枪五千多支，担任主攻任务的红五军团功不可没。十分可笑的是，当红军战士们押着俘虏行进时，发现每个俘虏的身上都带着一根绳索，战士们觉得奇怪，一问才知是敌人出发前上级交待的，每人准备一根绳索用于捆绑红军俘虏。
战士们听了无不开怀大笑。
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如五雷轰顶，在给陈诚的手谕中写道：“此次挫失，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陈诚接到手谕，羞愧万分。至此,蒋介石精心布置的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就这样以惨败而告终。
红一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已拥有30多个县，地跨赣、闽、湘、粤四省，人口近300万，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红军主力也发展到8万人，地方武装也壮大到近5万人，中央苏区的发展进入了全盛时期。
十八、第五次反“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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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第五次反“围剿”
1933年初，上海的临时中央搬到了中央根据地。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被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加之万里迢迢请来了苏联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即李德）。这个26岁的中共中央临时负责人头脑顿时热了起来。在中共苏区中央局的会议上，博古发言认为：“国民党的统治崩溃和破产已为期不远了,为了适应革命高潮的要求,党必须开展各个战线上的布尔什维克的进攻，来把革命形势迅速转变为胜利的大革命，争取工农民主专政在全中国的胜利及迅速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为此，他要求：“全中国各苏区创造100万铁的红军，来同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队作战。”并且将这一行动作为党的进攻路线。而且必须“顽强，坚决毫不倦怠，敏捷迅速的为着这个进攻路线的全部实现而斗争”。一些与会者有着长期革命斗争经验，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博古竞称他们是“机会主义的走向取消主义的退却逃跑路线”。
紧接着，博古等人在军事指挥上排斥了毛泽东，又不用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人，而以李德执掌红军的指挥权。
1933年6月，中革军委发布命令，调整红一方面军编组，撤销军一级的番号。红一军团的原三军、四军、二十二军和瑞金模范师改编为第1、第2、第3师。红三军团的原五军、七军、二十一军分别改编为第4、每5、第6师。红五军团的原十三军、十五军分别改编为第13、第15师,并另增补了第34师。五军团仍由董振堂担任军团长，政治委员朱瑞。第13师师长李青云（后陈伯钧），政治委员宋任穷；第15师师长陈光，政治委员萧华；第34师师长周子昆，政治委员曾日三。
这次改编不到三个月，蒋介石便又纠集100万兵力，二百余架飞机，开始了对各个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大规模“围剿”。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执行王明的“左”倾路线，完全否定了毛泽东同志正确的军事路线，他们否认敌强我弱的这一根本事实，过高估计自己，过低估计敌人，继续推行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李德在会上甚至提出“游击战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红军应四面出击，以进攻打乱国民党的‘围剿’布署”。在这种极其错误的观点引导下,苏区的军民正一步步迈入危境。
1933年7月1日，中革军委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发布了<<关于东方军之组成及干部配备和指挥关系的指示>>,正式命令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和第十九师组成东方军。任命彭德怀兼任东方军司令员,滕代远任政委,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
东方军的任务是入闽作战,争取在二个月内,给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以严重打击,同时迅速扩大队伍,然后同留在北线的部队,一起夹击抚州,并向南昌进攻。这个错误的决定将主力红军分成了两部分，结果,在闽、赣两个战场上,红军都未能取得较大胜绩。更为严重的是,国民党第十九路军是在上海与日军作战后不久调防福建省的,是一支坚决主张抗日的军队。由于遭蒋介石的坚决抵制，被蒋一纸令下，调到福建参与围剿红军，其领导人蔡廷锴根本不愿与红军为敌,且已下定决心反蒋。在这种情况下,本应对十九路军实行以争取为主的方针,但在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指导下,东方军仍对十九路军实行打击政策。使红军不仅在政治上带来不利后果,而且削弱了双方的实力,使红军失去对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最佳准备时机。蒋军正是乘这个机会完成了对中央苏区的碉堡包围。
毛主席后来对此曾批评说:“结果是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1933年9月下旬,蒋军陈诚部乘我主力红军分离作战之际,集中四个师的兵力，由南城、硝石向黎川发动进攻，一举夺占了中央苏区东北部的重镇黎川，正式开始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
博古、李德等人在敌优势兵力的大举进攻下,完全抛弃了红军以前的作战原则,推行军事冒险主义.他们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要求红军不放弃苏区每一寸土地,在苏区外战胜敌人。红五军团遂依照总部下达的作战命令，连续作战达2个月，历经洵口、硝石、资溪桥、浒湾、云盖山等战役，不仅没有歼灭和阻止敌人，反而丢失了若干地方，部队已十分疲惫，在敌人碉堡密布的阵地前,五军团的进攻显得十分被动，部队伤亡惨重。直至10月26日,董振堂毅然向中革军委发电,以部队严重受损为由，果断地撤出了战斗。
接下来的几次战役也都没有打好，这种与敌人硬碰硬，完全抛弃了红军以前灵活多变的战术原则，令军团长董振堂感到深深的懊恼。而“左”倾路线领导者把这一系列战斗失利的原因，归罪于各军团领导人，尤其是红五军团，他们毫无根据的批评五军团里存在“**”、“反革命小宗派”、“第三党”等等，在敌人大军压境得非常时期，竟派出大批保卫局人员到红五军团搞“肃反”，弄得部队人心惶惶。
恰在此时，后方传来李青云同志不幸病逝的消息，真是祸不单行，这给已年近四十的董振堂沉重一击。多年以来，李青云一直在他身边，历任旅部参谋，副官长，少校参谋兼学兵连连长，工作踏实思想进步。他很欣赏这位朝气蓬勃的年轻人，视他为自己的左膀右臂。
宁都起义后，李青云凭着卓越的指挥才能，在赣州战役后不久即任十五军四十三师师长。33年水口战役中，指挥果敢，表现非凡，于同年8月1日，荣获中革军委颁发的二等红星奖章，升任十五军军长。不久因病离开部队休养，10月在江西永丰藤田附近病逝。
这位毕业于黄埔军校，年仅31岁的起义骁将，在忍受病痛的折磨，行将离世前，曾给河北成安的老家去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舅父（收信人是他的舅舅），今后再也不能通信了，仅有这150元现洋，你收起来别告诉父亲。这些钱是我父母的养老费，也是贵山（烈士儿子的乳名）的教育费……”
这封信中通篇没有豪言壮语、儿女情长，读起来却处处感人肺腑。遗憾的是，烈士的儿子－－－－－－－－李克敏（贵山）拿着这封信寻找父亲，为父亲正名，却用了整整四十五年。解放后，李克敏开始给中央和军委写信，想求证父亲的身份和下落。不久总政回信说：来信收悉，查无此人。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