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改革竟被事实证明为无法走通之路，则中国将面临怎样一个可怕选择，流血？政变？还是让绝望来销蚀人民的反共意志？’文件作者认为这篇社论，将‘流血’‘政变’来激动艾森豪威尔总统干涉我内政。
（3）煽动军人愤恨政府。文例引自《自由中国》第十七卷第四期社论：《我们的军事》内有：‘但军人生活的困难，内心的苦闷，实已相当的严重’，‘这种现象，还不够严重吗？任其发展下去，我们军事将成一个什么样子，真可以使你想起来发抖！’文例又引《自由中国》第二十卷第二期读者投书《革命军人为何要以‘狗’自居？》等文，认为《自由中国》用意在煽动军人情绪，为其企图颠覆政府重要对象之一。
（4）为共匪作统战宣传。引用《自由中国》第十九卷第八期社论：《认清当前局势展开新运动》，内有：‘于是乎台湾一天一天地走向孤立的道路。这种统治的结果，使整个政治机能愈来愈僵固，政治的格局愈来愈狭小’，又有：‘我们兹举几项最需要办的事项如下：取消一党专政；取消党化军队；取消浪费青年生命，制造个人势力的青年反共救国团；取消党化教育。’文件作者认为这些文字均证该志煽动海内外人民，颠覆政府，另组政府或投向其他政权之阴谋。
(5）挑拨本省人与大陆来台同胞间感情。引用《自由中国》第二十三卷第二期社论：《台湾人与大陆人》，内有‘司法成了政治乃至政党的工具’。除司法以外，警察与税吏是各行各业的人经常接触的，他们的横行霸道，更为一般人民所最感头痛，无怪乎这三个部门在省议的质询中称之为‘台湾三害’。‘可是在若干台湾人的心目中，统治台湾的是大陆人’。
又引用《自由中国》第十九卷第七期社论：《台湾人对陈内阁的期望》，内有：‘在中央各院部会中竟没有一个台湾人，这是不是能够使台湾人相信我们已经恢复了国家主人翁的地位呢？’
文件作者认为这是该刊挑拨拨台湾人不应受大陆人的统治。
(6)鼓励人民反抗政府流血革命。引用《自由中国》第二十二卷第十期社论：《反共不是黑暗统治的护符》，内有：‘自古至今，统治者太专横、太霸道、太自私，以至叫人忍无可忍的时候，大家就要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反杭的。’”
又引用同期另一篇社论：
“《我们为什么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内有：‘国民党如果执迷不悟、自私自利，那么只有等待再革命吧！再流血吧！’文件作者认为自南韩与土耳其政变后，《自由中国》一再为文鼓动人民效法韩土政变，掀起流血革命，以图颠覆政府。”[18]
证明经国在下令拘捕雷震之前，早做好一切周详的准备。简言之，发动舆论，使用特务手段，发挥军法制裁的力量，而且，有不达目的誓不休的决心与气魄。
雷震被捕的消息，不胫而走，熟悉台湾情况的观察家，认为是意想中事，但外国报纸，仍惊奇不已，圣路易城的《邮讯报》发表社论说：
“叛乱的定义是‘意图叛乱却因缺乏公开的行动而无法达到之行为’。显然的，在中华民国反对蒋总统就是叛乱。雷先生的《自由中国》杂志，据说曾刊载过那些讨厌的看法。例如，蒋总统的政府太弱，无法光复大陆；党化蒋总统的军队；美国应该监督其对台湾美援的处置，以保障人权。这些意见听来都不象叛乱，美国政治人物在总统竞选中要说比这些更坏得多的事物。”[19]
其余如《纽约时报》、《基督教箴言报》、《时代周刊》、合众社等，无不先后著文大加挞伐。
美国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傅尔布莱德，气愤不已也公开评蒋，他说：“也许他（雷震）是一个恶棍，但看样子，却象是清算反对党。”[20]
九月十三日，蒋先生亲自出马，向访台的美国西海岸记者访问团，解释捕雷的原因，“系该刊所登的文章，对‘共匪’有利”。他相信“已有匪谍在该刊幕后作活动”等等，最后，蒋先生故意卖关子：“我不愿作进一步的评论，因为这件案子尚在侦查中。”[21]
官方一口咬定，雷案是法律事件，其实谁都知道那是政治事件，它的用心，是在逃避世人指责。青年党籍的监察委员陈翰珍，即持此说：“雷案根本不是法律问题，完全是因雷震组织中国民主党的政治问题。”[22]
法律问题也好，政治问题也好，蒋已一意孤行，只好蛮干到底。
军事法庭，发挥高度的工作效率，于二十七日公布起诉书，起诉内容，一无新颖之处，主要说，刘子英接受傅学文的派遣，策反雷震，为匪宣传，雷知情不报，另一名马之，曾参加南下工作团，经警总侦讯，由雷军外候审。
起诉书发表的前三天，《自由中国》的编委及主要撰稿人殷海光、夏道平和宋文明三人，共同发表声明，表示愿对该刊的文章，自负文责，但当局的对象是雷震，故未予理会。
两星期后（十月八日），军法处走完过场，便匆匆结案，以“煽动叛乱罪”判雷震有期徒刑十年，剥夺公权七年；刘子英陪葬，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公权八年；马之有期徒刑五年；傅正因撰文“攻讦政府，论调激烈”，交感化教育三年。
国民党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字狱，在天人共愤的情形下，急速落幕。
雷震下狱，蒋先生父子为之释然，再无需担心岛内的反对声浪，刚刚要出土的新党，亦因此寒流霜雪而摧残。但国外正义的怒潮，却奔腾狂卷。
加州大学教授斯卡拉宾诺，发表在《纽约时报》的文章说：
“……雷震的罪名，经失败主义直到颠覆政府，但是他的真正罪名，非常简单，他打算领导一个对杭国民党的真正反对党。
……最近盛传……蒋经国正在握权。统治秘密警察的蒋经国，不是美国的朋友，在台湾住的人，最怕的就是他。
国民党有理由畏惧象中国民主党有生气的新党派，此点毫不足异，甚至拥护国民党的人士如胡适，及第三势力如张君劢，目前也很恐俱，或在私下批评。自由中国在哪里呢？它自然不在大陆上，但也没有在台湾。”[23]
詹姆斯・H・泰勒牧师这样反问着：
“起诉书中‘该刘子英图报犹恐不及，断无任意攀诬（雷震）之理。’这说法是错误的。随便看一看历史上记载的就非常多，有的人们甚至捏词出卖朋友。基于这段错误的说法，雷震被假定‘明知刘子英系匪帮派来使其自己为共党工作的匪谍’。
我并不是说雷震并不知道此事，我也不是说他已经知道此事。我只要问，刘子英说他告诉雷震说他是被共产党派来工作的说法（雷震对此点已予否认），是否就足以构成他确己知道的事实呢？”[24]
美国舆论的抨击，是站在美国利益的立场，评雷论蒋，国民党所受到的羞辱，不下于吴国祯事件，或“五二四事件”。但香港报纸，以纯自己人的身分，同样冷峻责骂，署名参斧的一位先生，在《星岛日报》这样说：
“天祸中国！六十年风水‘返转头’，庚子年来了，又要象六十年前一样，祸乱迭见。当年是清朝的末代，措施每多倒逆，戊戌政变，捕杀六君子等，都是末代王朝的衰象。现在正要号召‘中兴’，岂可重蹈六十年前的覆辙？但是，不祥的事，接二连三地来，拘捕政治活动者，闭塞言论，一如当年，怎不叫人不寒而栗？‘中兴’之象未见，反而出现末代衰风，拘捕政治活动者，拘捕出版人，大兴文字狱；可怖之事，孰过于此？庚子是一个可怖的岁序，过了不祥之年，应化庆气为祥知，否则徒嗟年头不对，于大局何补？”[25]
《德臣西报》(CHINA MILL)的社论，用词遣字，近乎淋漓尽致。香港《工商日报》曾予转载：
“全球人士都想知道雷震将来的命运。现在事情似乎明显得很：蒋氏统治台湾一天，可以预料得到的，不幸的雷震，将会象一个反蒋人物张学良一样，不能希望可以获得宽大待遇，张学良遭非正式的监禁，几乎已有二十五年，国民党如容许这些措置，应该抹去自己的愚拙饰词，不要把所据的中国小块土地冠以‘自由’两字了。”[26]
雷震发监执行，胡适等四十人，曾联名请求“特赦”，蒋先生演双簧，交国防部签注。“签注”的结果，不问可知。一九六八年联合国人权保障委员会，致函国府，要求赦免雷三分之一的刑期，蒋先生置之不理，到一九七0年九月出狱，雷在新店军人监狱，整整坐了十年牢，一天不少。
刑满出狱，需要交保，堪称中国司法史上的笑话。写自励诗，致《时与潮》停刊一年。雷案发生不久，殷海光先生受迫害，含恨而终，柏杨下狱，李敖判刑，台湾真的安静了，剩下只有喊“蒋总统万岁”的声音了。
注释：[1]殷海光著《剖析国民党》中译本，《南北极》月刊。一九七五年二月第56－57期，第2－5页。
[2]史量才在南京晤蒋，蒋要《申报》停止攻击南京政府，史不允。且说：“你有枪杆子，我有笔杆子！”蒋不悦，下令戴笠，杀史于沪杭公路上。
[3]司马桑敦著《雷震与〈自由中国〉半月刊》，香港《明报》，第60期（一九七0年十二月），第62－69页。
[4]同[3]。
[5]一九七五年选举前夕，白雅灿散发传单，要求蒋经国公布私人财产等，遭判无期徒刑，现羁狱中。
[6]雷震著《雷霎回忆录》，香港《七十年代》，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出版，第378一379页。
[7]同[6]，第28-29页。
[8]同[1]。
[9]同[6]，第109-111页。
[10] 同[6]，十项准则是：
①不违反三民主义。
②不违反反共抗俄国策。
③不违反国家民族利益。
④不违反领袖意旨。
⑤不为共产主义帮凶，及对匪俄种种政治阴谋寄予同情。
⑥不带有蔑视国家，及崇拜个人自由主义色彩。
⑦不自我鄙弃民族文化传统。
⑧不曲解政策，或故作惊人之论以耸动听闻，煽惑群众。
⑨不散播悲观颓废思想，助长失败主义，压低军民同仇敌汽情绪。
⑩不妨碍国内外团结。
[11]同[6]，第124-126页。
[12]同[6]，第125-136页。
[13]同[6]，第1010－102页。
[14]同[6]，第68页。
[15]同[6]，第69页。
[16]同[6]，第160页。
[17]同[6]，第294--295页。
[18]同[3]，第62-69页。
[19]同[6]，第32页。
[20]同[6]，第35页。
[21] 同[6]，第9-10页。
[22]同[6]，第193页。
[23]同[6]，第37页。
[24]同[6]，第40-41页。
[25]同[6]，第55页。
[26]同[6]，第5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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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副部长・部长
进入六十年代，台湾承继前十年的安定，虽进取不足，在安定中求发展，却绰有余裕。
政治上，发生几件大事，大致上，喜多于忧。
艾森豪威尔临去秋波，趁旅日之便，顺道访台。蒋、艾森豪威尔南京时代，有过一面之缘。但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美国总统屈驾，对蒋先生和他的自由中国的声望，如同火箭升空，光耀环宇。
也有些细微的挫折，无非“小小苍蝇嗡嗡叫”并无伤大雅。
雷震判刑下狱，海内外愤怒激烈的舆论，比想象中更来势汹汹，可谓继吴国祯、孙立人、“五二四事件”以来，最震撼的政治风波。
法国总统戴高乐，不顾华盛顿的反对，断然和北京建交，[1]使国府在西欧的外交防线，出现严重的缺口。
湖口事件，[2]有惊无险。但反映出，少数军队将领对现状的不安与不满，非单纯的“违纪案”那么单纯。
当局的因应，不外乎强化控制手段。五中全会后，举行“党员总登记”，“反攻授旗式”，内容、形式，早已陈旧不堪，难期振衰起弊的作用，可是，观众再无反应，戏还是要演。
经国个人，晋升为二级上将，[3]关于升阶这件事，各方看法，十分分歧。很多战功卓著的将领，发出不平之鸣。“太子凭什么升上将，他有战功吗？”同情者认为，彭孟缉之流，由军安副司令而代参谋总长，以直升机升空的速度向上爬，经国难道不该升上将吗？
这一期间，经国的职务，是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其余的如行政院政务委员、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会主任委员、党的中央常委等等，与军方根本沾不上边，国家安全会议究竟是什么性质？属于国防部的建制？抑总统府直属的机构？亦如五十年代初总统府那个资料室那样，妾身未明。
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既无硬性规定要军人出任，他的几位后任如黄少谷、沈昌焕等，甚至是道地文人。蒋先生此举，除非有意安排经国出任参谋总长，晋阶的本身，殊少积极意义，和苏联勃列日涅夫苏维埃主席任内，升为陆军元帅一样滑稽。唯一的合理解释，为太子未来做国防部副部长[4]铺路。
辅导会的担子，经国挑起来，驾轻就熟。一来，他自己勤奋，脚踏实地苦干实干，一来有美援作后盾，无资金匮乏之虞。辅导会开山筑路，实业大兴。数年间，又是一片他自己的新天地。
敌人方面，大陆经济，稍见复苏，无外患，无内忧
（3）煽动军人愤恨政府。文例引自《自由中国》第十七卷第四期社论：《我们的军事》内有：‘但军人生活的困难，内心的苦闷，实已相当的严重’，‘这种现象，还不够严重吗？任其发展下去，我们军事将成一个什么样子，真可以使你想起来发抖！’文例又引《自由中国》第二十卷第二期读者投书《革命军人为何要以‘狗’自居？》等文，认为《自由中国》用意在煽动军人情绪，为其企图颠覆政府重要对象之一。
（4）为共匪作统战宣传。引用《自由中国》第十九卷第八期社论：《认清当前局势展开新运动》，内有：‘于是乎台湾一天一天地走向孤立的道路。这种统治的结果，使整个政治机能愈来愈僵固，政治的格局愈来愈狭小’，又有：‘我们兹举几项最需要办的事项如下：取消一党专政；取消党化军队；取消浪费青年生命，制造个人势力的青年反共救国团；取消党化教育。’文件作者认为这些文字均证该志煽动海内外人民，颠覆政府，另组政府或投向其他政权之阴谋。
(5）挑拨本省人与大陆来台同胞间感情。引用《自由中国》第二十三卷第二期社论：《台湾人与大陆人》，内有‘司法成了政治乃至政党的工具’。除司法以外，警察与税吏是各行各业的人经常接触的，他们的横行霸道，更为一般人民所最感头痛，无怪乎这三个部门在省议的质询中称之为‘台湾三害’。‘可是在若干台湾人的心目中，统治台湾的是大陆人’。
又引用《自由中国》第十九卷第七期社论：《台湾人对陈内阁的期望》，内有：‘在中央各院部会中竟没有一个台湾人，这是不是能够使台湾人相信我们已经恢复了国家主人翁的地位呢？’
文件作者认为这是该刊挑拨拨台湾人不应受大陆人的统治。
(6)鼓励人民反抗政府流血革命。引用《自由中国》第二十二卷第十期社论：《反共不是黑暗统治的护符》，内有：‘自古至今，统治者太专横、太霸道、太自私，以至叫人忍无可忍的时候，大家就要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反杭的。’”
又引用同期另一篇社论：
“《我们为什么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内有：‘国民党如果执迷不悟、自私自利，那么只有等待再革命吧！再流血吧！’文件作者认为自南韩与土耳其政变后，《自由中国》一再为文鼓动人民效法韩土政变，掀起流血革命，以图颠覆政府。”[18]
证明经国在下令拘捕雷震之前，早做好一切周详的准备。简言之，发动舆论，使用特务手段，发挥军法制裁的力量，而且，有不达目的誓不休的决心与气魄。
雷震被捕的消息，不胫而走，熟悉台湾情况的观察家，认为是意想中事，但外国报纸，仍惊奇不已，圣路易城的《邮讯报》发表社论说：
“叛乱的定义是‘意图叛乱却因缺乏公开的行动而无法达到之行为’。显然的，在中华民国反对蒋总统就是叛乱。雷先生的《自由中国》杂志，据说曾刊载过那些讨厌的看法。例如，蒋总统的政府太弱，无法光复大陆；党化蒋总统的军队；美国应该监督其对台湾美援的处置，以保障人权。这些意见听来都不象叛乱，美国政治人物在总统竞选中要说比这些更坏得多的事物。”[19]
其余如《纽约时报》、《基督教箴言报》、《时代周刊》、合众社等，无不先后著文大加挞伐。
美国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傅尔布莱德，气愤不已也公开评蒋，他说：“也许他（雷震）是一个恶棍，但看样子，却象是清算反对党。”[20]
九月十三日，蒋先生亲自出马，向访台的美国西海岸记者访问团，解释捕雷的原因，“系该刊所登的文章，对‘共匪’有利”。他相信“已有匪谍在该刊幕后作活动”等等，最后，蒋先生故意卖关子：“我不愿作进一步的评论，因为这件案子尚在侦查中。”[21]
官方一口咬定，雷案是法律事件，其实谁都知道那是政治事件，它的用心，是在逃避世人指责。青年党籍的监察委员陈翰珍，即持此说：“雷案根本不是法律问题，完全是因雷震组织中国民主党的政治问题。”[22]
法律问题也好，政治问题也好，蒋已一意孤行，只好蛮干到底。
军事法庭，发挥高度的工作效率，于二十七日公布起诉书，起诉内容，一无新颖之处，主要说，刘子英接受傅学文的派遣，策反雷震，为匪宣传，雷知情不报，另一名马之，曾参加南下工作团，经警总侦讯，由雷军外候审。
起诉书发表的前三天，《自由中国》的编委及主要撰稿人殷海光、夏道平和宋文明三人，共同发表声明，表示愿对该刊的文章，自负文责，但当局的对象是雷震，故未予理会。
两星期后（十月八日），军法处走完过场，便匆匆结案，以“煽动叛乱罪”判雷震有期徒刑十年，剥夺公权七年；刘子英陪葬，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公权八年；马之有期徒刑五年；傅正因撰文“攻讦政府，论调激烈”，交感化教育三年。
国民党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字狱，在天人共愤的情形下，急速落幕。
雷震下狱，蒋先生父子为之释然，再无需担心岛内的反对声浪，刚刚要出土的新党，亦因此寒流霜雪而摧残。但国外正义的怒潮，却奔腾狂卷。
加州大学教授斯卡拉宾诺，发表在《纽约时报》的文章说：
“……雷震的罪名，经失败主义直到颠覆政府，但是他的真正罪名，非常简单，他打算领导一个对杭国民党的真正反对党。
……最近盛传……蒋经国正在握权。统治秘密警察的蒋经国，不是美国的朋友，在台湾住的人，最怕的就是他。
国民党有理由畏惧象中国民主党有生气的新党派，此点毫不足异，甚至拥护国民党的人士如胡适，及第三势力如张君劢，目前也很恐俱，或在私下批评。自由中国在哪里呢？它自然不在大陆上，但也没有在台湾。”[23]
詹姆斯・H・泰勒牧师这样反问着：
“起诉书中‘该刘子英图报犹恐不及，断无任意攀诬（雷震）之理。’这说法是错误的。随便看一看历史上记载的就非常多，有的人们甚至捏词出卖朋友。基于这段错误的说法，雷震被假定‘明知刘子英系匪帮派来使其自己为共党工作的匪谍’。
我并不是说雷震并不知道此事，我也不是说他已经知道此事。我只要问，刘子英说他告诉雷震说他是被共产党派来工作的说法（雷震对此点已予否认），是否就足以构成他确己知道的事实呢？”[24]
美国舆论的抨击，是站在美国利益的立场，评雷论蒋，国民党所受到的羞辱，不下于吴国祯事件，或“五二四事件”。但香港报纸，以纯自己人的身分，同样冷峻责骂，署名参斧的一位先生，在《星岛日报》这样说：
“天祸中国！六十年风水‘返转头’，庚子年来了，又要象六十年前一样，祸乱迭见。当年是清朝的末代，措施每多倒逆，戊戌政变，捕杀六君子等，都是末代王朝的衰象。现在正要号召‘中兴’，岂可重蹈六十年前的覆辙？但是，不祥的事，接二连三地来，拘捕政治活动者，闭塞言论，一如当年，怎不叫人不寒而栗？‘中兴’之象未见，反而出现末代衰风，拘捕政治活动者，拘捕出版人，大兴文字狱；可怖之事，孰过于此？庚子是一个可怖的岁序，过了不祥之年，应化庆气为祥知，否则徒嗟年头不对，于大局何补？”[25]
《德臣西报》(CHINA MILL)的社论，用词遣字，近乎淋漓尽致。香港《工商日报》曾予转载：
“全球人士都想知道雷震将来的命运。现在事情似乎明显得很：蒋氏统治台湾一天，可以预料得到的，不幸的雷震，将会象一个反蒋人物张学良一样，不能希望可以获得宽大待遇，张学良遭非正式的监禁，几乎已有二十五年，国民党如容许这些措置，应该抹去自己的愚拙饰词，不要把所据的中国小块土地冠以‘自由’两字了。”[26]
雷震发监执行，胡适等四十人，曾联名请求“特赦”，蒋先生演双簧，交国防部签注。“签注”的结果，不问可知。一九六八年联合国人权保障委员会，致函国府，要求赦免雷三分之一的刑期，蒋先生置之不理，到一九七0年九月出狱，雷在新店军人监狱，整整坐了十年牢，一天不少。
刑满出狱，需要交保，堪称中国司法史上的笑话。写自励诗，致《时与潮》停刊一年。雷案发生不久，殷海光先生受迫害，含恨而终，柏杨下狱，李敖判刑，台湾真的安静了，剩下只有喊“蒋总统万岁”的声音了。
注释：[1]殷海光著《剖析国民党》中译本，《南北极》月刊。一九七五年二月第56－57期，第2－5页。
[2]史量才在南京晤蒋，蒋要《申报》停止攻击南京政府，史不允。且说：“你有枪杆子，我有笔杆子！”蒋不悦，下令戴笠，杀史于沪杭公路上。
[3]司马桑敦著《雷震与〈自由中国〉半月刊》，香港《明报》，第60期（一九七0年十二月），第62－69页。
[4]同[3]。
[5]一九七五年选举前夕，白雅灿散发传单，要求蒋经国公布私人财产等，遭判无期徒刑，现羁狱中。
[6]雷震著《雷霎回忆录》，香港《七十年代》，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出版，第378一379页。
[7]同[6]，第28-29页。
[8]同[1]。
[9]同[6]，第109-111页。
[10] 同[6]，十项准则是：
①不违反三民主义。
②不违反反共抗俄国策。
③不违反国家民族利益。
④不违反领袖意旨。
⑤不为共产主义帮凶，及对匪俄种种政治阴谋寄予同情。
⑥不带有蔑视国家，及崇拜个人自由主义色彩。
⑦不自我鄙弃民族文化传统。
⑧不曲解政策，或故作惊人之论以耸动听闻，煽惑群众。
⑨不散播悲观颓废思想，助长失败主义，压低军民同仇敌汽情绪。
⑩不妨碍国内外团结。
[11]同[6]，第124-126页。
[12]同[6]，第125-136页。
[13]同[6]，第1010－102页。
[14]同[6]，第68页。
[15]同[6]，第69页。
[16]同[6]，第160页。
[17]同[6]，第294--295页。
[18]同[3]，第62-69页。
[19]同[6]，第32页。
[20]同[6]，第35页。
[21] 同[6]，第9-10页。
[22]同[6]，第193页。
[23]同[6]，第37页。
[24]同[6]，第40-41页。
[25]同[6]，第55页。
[26]同[6]，第5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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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副部长・部长
进入六十年代，台湾承继前十年的安定，虽进取不足，在安定中求发展，却绰有余裕。
政治上，发生几件大事，大致上，喜多于忧。
艾森豪威尔临去秋波，趁旅日之便，顺道访台。蒋、艾森豪威尔南京时代，有过一面之缘。但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美国总统屈驾，对蒋先生和他的自由中国的声望，如同火箭升空，光耀环宇。
也有些细微的挫折，无非“小小苍蝇嗡嗡叫”并无伤大雅。
雷震判刑下狱，海内外愤怒激烈的舆论，比想象中更来势汹汹，可谓继吴国祯、孙立人、“五二四事件”以来，最震撼的政治风波。
法国总统戴高乐，不顾华盛顿的反对，断然和北京建交，[1]使国府在西欧的外交防线，出现严重的缺口。
湖口事件，[2]有惊无险。但反映出，少数军队将领对现状的不安与不满，非单纯的“违纪案”那么单纯。
当局的因应，不外乎强化控制手段。五中全会后，举行“党员总登记”，“反攻授旗式”，内容、形式，早已陈旧不堪，难期振衰起弊的作用，可是，观众再无反应，戏还是要演。
经国个人，晋升为二级上将，[3]关于升阶这件事，各方看法，十分分歧。很多战功卓著的将领，发出不平之鸣。“太子凭什么升上将，他有战功吗？”同情者认为，彭孟缉之流，由军安副司令而代参谋总长，以直升机升空的速度向上爬，经国难道不该升上将吗？
这一期间，经国的职务，是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其余的如行政院政务委员、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会主任委员、党的中央常委等等，与军方根本沾不上边，国家安全会议究竟是什么性质？属于国防部的建制？抑总统府直属的机构？亦如五十年代初总统府那个资料室那样，妾身未明。
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既无硬性规定要军人出任，他的几位后任如黄少谷、沈昌焕等，甚至是道地文人。蒋先生此举，除非有意安排经国出任参谋总长，晋阶的本身，殊少积极意义，和苏联勃列日涅夫苏维埃主席任内，升为陆军元帅一样滑稽。唯一的合理解释，为太子未来做国防部副部长[4]铺路。
辅导会的担子，经国挑起来，驾轻就熟。一来，他自己勤奋，脚踏实地苦干实干，一来有美援作后盾，无资金匮乏之虞。辅导会开山筑路，实业大兴。数年间，又是一片他自己的新天地。
敌人方面，大陆经济，稍见复苏，无外患，无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