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安定民生，经济建国的黄金时期。
敌我形势，相互消长，颇使蒋先生生“观衅而动”的决心。
一九六二年五月，突下令征收“国防临时特别捐”。配置行动，北投的政工干校，临时开设战地政务班，为未来收复地区的党政干部，从事培训工作。
国民党八届五中全会中，通过“光复大陆指导纲领”，公开倡言，“为反攻复国开路，贯彻革命任务。”
宁静的宝岛，无复宁静，好象“反攻圣战”，已迫在眉睫。蒋先生不断接见外国记者，重申“我可独立反攻，苏俄不会干预”，“国军一旦开始反攻，三五年内底定全国”等信念。
北京宣布：国军游击队九批，计一百七十二人，曾先后在大陆沿海海丰、惠阳、惠来、台山等地登陆，遭到擒获，证实，台湾蠢蠢欲动，并非只说不练的宣传攻势。
大陆出现经济困难，中、苏关系恶化，诚然，有利于国军采取行动的时机。单靠台湾一岛的力量，想旋转乾坤，蒋先生尽可舌灿莲花，毕竟曲高和寡。
解放军可以放手让国军在闽粤沿海登陆，受地形限制，机械化部队根本无法在这一边的山区施展。遇到优势兵力的围歼，国军顿成瓮中之鳖，山东之役的故事，即会重演。
国军总兵力，号称六十万，如倾巢而出，台湾空虚，分兵出击，寡不敌众。退一步说送一个野战兵团，约十至十五万人，强行抢滩登陆，暂且不提海军支援，哪来如许规模的渡海工具？登上去，后勤补给又怎么办？后继部队，如何运补？
蒋先生寄希望于“大陆同胞揭竿而起”，这是一厢情愿。曹聚仁说：
“在大陆的中国人民，从心底期望中共政权能够巩固下去，他们体会到他们的幸福是和中共共存的，他们不愿意再看到一次内战或对外的战争。没有人再提起蒋介石，也没有人想到他，会想到蒋介石的人，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5]
毛先生的声望，在绝大多数人心目中，依旧是“红太阳”，困难只是暂时的，想“揭竿而起”的那一批，早在“肃反”运动中，荡然无存。
蒋先生的一言一行，北京方面，冷眼旁观，可是并不重视。倒是，华盛顿的年轻总统，沉不住气了。这年（一九六二年）八月，肯尼迪提出警告，他说：“国军如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那等于自杀。”台湾此举，将违背《中美协防条约》。[6]
台北出版的英文《中国日报》(CHINA NEWS),毫不隐讳地，予以揭载，官方或半官方的中文报纸，奉命一字不提。
自朝鲜战争以后，美国先中立台湾海峡，杜勒斯签的协防条约，比杜鲁门的中立化，虽有进步，华府却是个现实主义者，奉行决不轻易陷入中国内战泥淖的原则。国军的任何行动，悉在美军协防司令部的监视下，它们的杀手锏是，从汽油、零件，到弹药补给，最多仅有两至三个月的贮藏量。国军轻启战端，肯尼迪指为“自杀”，一语双关，自非过甚其词。
迫于形势，一场虚张声势的“反攻圣战”，继停止征收国防捐，而悄然收场。
肯尼迪不仅反对国军轻举妄动，甚至有意和中共改善关系。远东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Roger Hils-man）倡“围堵而不孤立”之说，罗斯福的遗孀艾莲诺以美国联大代表团成员的身分，建议中共代表中国，进入联大。上列政治气球，台湾的反应，难堪其次，生时移势易的惊恐是主要的。
一九六三年九月，蒋上将以行政院政务委员身分，奉命访美，官方的理由为“会谈中、美共同关切的问题。”背后的文章，那就只好尽在不言中了。
十年前，经国以总政治部主任访问过美国，从心底里，他对美国没有好感，“五二四事件”，稍舒积郁。但也使他自己愈得不到美方的谅解，被迫韬光养晦，六载于兹。
喜不喜欢美国，是个人的情绪，任令情绪左右自己的意志，会阻碍事业的发展。因此，踏上征程，势所必需。
时机上，“五二四”的记忆，一般美国人已经淡忘，正可借此重拾旧欢。陈诚副总统的健康，日益恶的，经国为了接班，寻求美方的认识、谅解，有未雨绸缪的意义。
华府和台北间，再没有共和党时的水乳交融的关系。未来的发展，蒋先生感到忧心忡忡，他自己声言，光复大陆前，决不出国，这项外交任务，只好由经国担任。
美国方面，了解台湾的政局，正在加速新陈代谢的步伐，蒋先生是年七十七岁，身体再好，终究风烛残年，钦定继承人陈诚，不久于人世。所以，美方同样有需要，对这位台湾未来的掌舵人，有个熟悉、面对面了解、评估的机会。
经国此行，采的低姿势，美方亦避免过事声张，双方会谈内容，没有公报，没有共同声明，原则上，皆大欢喜。
但蒋先生，早订下走下一步棋的腹案，经国甫卸行装，政治行情高涨。
蒋先生先召开九全会议，作为内阁改组的序曲，接着行政院改组，提名财长严家淦，继陈辞修组阁。
陈患十二指肠溃疡，历有年矣。一九四八年由东北回南京，转沪疗养，住虹桥医院，施行胃部手术，发现肝脏中度硬的。一九六三年，肝疾复发，养病高雄大贝湖，健康每况愈下，召开内阁会议，均扶病出席。
生理状祝，辞修先生早不堪繁剧，精神上，更其烦躁，贵为副总统兼行政院长，坐二望一，但实权和名义，相距甚远，好比为夹心三明治。上焉者，处处要请示蒋先生，下焉者，要向经国低头。
陈军人本质，一向发号施令，且以果断闻名，处此尴尬境遇，内心之苦闷，盖可想及，因而，影响病情。开完一中全会，向蒋先生坚辞院长兼职，蒋先生批示“辞职缓议”，给假一月，暂予静养，经陈再三坚辞，蒋先生“勉强”接受。
经过这段过门，陈去严来，新闻界喻为“黑马”，事实诚是事实，可惜，很多人忽略了蒋先生的心思。
台湾土地面积虽小，出将入相的人才，说得上济济一堂。蒋先生慧眼独锤，一个唯唯诺诺的严静波，不可否认，有私字的成的。
严家淦，江苏苏州人，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一九0五年生，比经国大五岁，下面是《联合报》写的经历简介：
“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也就是中国对日杭战的第二年，他担任福建省建设厅长，从事地方建设，在艰困中举办小型水力发电，兴建道路。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调任福建省财政厅长，首创田赋征实制度，曾经中央嘉勉，并推行于全国各省，对于支持战时军粮民食，有很大的贡献。
他在福建省担任财政厅长职务五年之久，至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初，当中枢新设战时生产局成立后，就调他到重庆担任该局采办处长，办理美国租借法案及中英、中加两借款案物资事宜，曾两度赴印度洽运重要物资。
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杭日战争胜利后，奉派代表经济部及战时生产局，首先飞往南京，在何应钦将军下，协助办理受降接收事宜，历时月余，在台湾省光复前夕，即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到达台北，接任台湾省长官公署交通处长，兼交通部特派员，民国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调任台湾省长官公署财政处长，兼台湾银行董事长，策划建立台湾省财政金融制度。至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台湾省政府成立，任省府委员兼财政厅长，主持台币改革，对于稳定物价，获得特殊绩效。
民国三十九年（一九五0年)初任经济部长，兼美援运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司年三月改任财政部长，开始推行现代预算制度，厘定财政金融政策，整理各项财税法规，收效甚宏。
民国四十四年（一九五五年），他继俞鸿钧先生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安司令，并兼行政院经济安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及行政院国军退除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严先生平素对人谦和，治事严谨，生活朴素，他常勉励部属，当某一件事发生争执时，心里要记得八个字‘退一步想，易地而处，。他认为不能希望每个人的性情、思想、意见完全相同，每个人都有个性，我们毋宁要发展这种个性，以达成多面特殊的成就。但因各个人意见不同，相处在一起时，难免发生争执，如果人人能‘退一步想，易地而处，，那末无论什么事都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化戾气为祥和了。
他并要求部属最好能‘公尔忘私’或是‘先公后私’。他认为凡是能遵守‘先公后私’、‘易地而处，这两句话的人，一定是愉快的人，也一定能做愉快的事，对个人、对国家，一定有所贡献。”[7]
细读这一段经历，静波先生“功在党国”，做人方面，则“治事严谨，生活朴素”，达到完人的标准。
我们体谅新闻人员的苦衷，跟风为环境所逼，所以，听不到反对的声音。和官方宣传正相反，严的才具、建树，连勉强及格都很困难。充其量他只是个循规蹈矩的政客，无条件服从的yesman（唯唯诺诺的人），张群、魏道明型的大官僚。
做台省主席期间，一般耳熟能详的批评说他是“好人，不是好官；是好国民，不是好公仆。”
有段关于他拘谨不负责任的故事，经杂志揭载，曾传诵一时：
“去年西班牙戈耶画展举行前，中央暨省级有关机关均拨助少许经费，外交部更竭力襄助，因戈邓画展系中西文化协会主办，正当中西二国邦交积极开展之际，为促进中西文化交流，襄助玉成，自属义不容辞。中西文化负责筹备戈耶画展之范君，曾书就呈文，透过私人关系往谒严主席，请拨款（只是三两千元之事）襄助。
主席满口‘好的，好的’，然后在呈文上批示：
‘交教育、财政两厅核议’。公文旅行多日，经教育、财政两厅核议的结果：‘似可照准，惟因经费短绌，如何之处，呈请钧裁’。上行下效的推回主席办公室，范君再谒主席，又是满口‘好的，好的’，并再批交该两厅二度议核。这么一件芝麻绿豆大的事，尚且迟迟不决，其施政大端可想而知。有人认为这是严氏过去多年来所养成的拘谨习惯，虽荣膺主席，但此一习惯，却无法改变口”[8]
这个故事的精义，在于说明严家淦遇事推事的本领，和张岳军的名言“原则同意，技术研究”，半斤八两，蒋先生，口口声声，要革除官僚政治，他偏偏喜欢这类官僚，原因无它，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党内资历，除是“忠诚的国民党员”，七大始当选为中央评议委员。九大，临时抱佛脚，升为中央常委。其难服众，显而易见。
宪法规定，行政院长人选，由总统提名，咨请立法院同意，如果立法院诸公，稍露不满，一九四九年，居正组阁受阻的先例，照样历史重演。幸严挨家逐户，登门作揖，兼国民党中央，发动组织机器，强迫支持，立法院这一关，轻舟强渡，顺利抵岸。蒋先生为什么看中这位“新人”呢？说穿了，见怪不怪。我们认为的严的缺点，正是严的优点，严没有野心，没有班底，庸庸碌碌，是汉献帝型，也是林森型。天时、地利、人和，使严因缘际会，扶摇直上。
严静波新阁一登场，次一步内阁局部改组。各部会人事，依例提请国民党中常会通过，所谓“通过”，并非靠投票决定，如党章所规定的“少数服从多数”。总裁交议的事，人人赞成，常会的功能，有民主之名，而无民主之实。
绕了这么大的圈子，目的为经国的上升，找个陪衬而已。严家淦接到指示，提名太子为国防部副部长，做数学家俞大维的副手。新闻报导，经国事先一无所知，那天他在合欢山休憩。但和他一道的，却又是他的前任，国防部副部长梁序昭上将，[9]益见假戏真做之不易天衣无缝。
俞大维九年前出长国防，弹道专家最大的长处：（1）不过问内部人事，因此和任何一位参谋总长和睦相处。（2）他是真正的文人，符合宪法精神，除了跑美国争取军援，即是去金门，慰问驻军将士。
派经国去国防部担任俞的副手，我们可以看出蒋先生爱护儿子的苦心孤诣，以小蒋的能力、经历，他无须屈居他这位亲家的名分之下。
其次，经国本身是政务委员，政务委员为不管部部长，和俞在内阁中的的量，完全等同。派甲委员担任乙委员的副手，体制不合，除非先免经国政务委员的兼职。
蒋是不肯尊重法制精神的，唯我独尊，为所欲为。
经国呢？一踏进台湾五角大厦的门槛，先把政见诉说一番，[10]似乎，也没有把他的上司放在眼里。
走完过场，经国扶正，那是第二年一月的事。一月十三日，总统明令：
“行政院政务委员国防部部长俞大维，政务委员教育部部长黄季陆，政务委员经济部部长杨继曾请辞职，均应予照准。此令。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国防部副部长蒋经国，另有任用，应予免职。此令。
特任俞大维为行政院政务委员。此令。
特任蒋经国为国防部部长，阎振兴为教育部部长，李国鼎为经济部部长，均并为行政院政务委员。此令。”
内阁改组的曲折，参阅《联合报》的一篇特写，字里行间，趣味横生：
“国防部长俞大维的计划，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这位做了十年国防部长的弹道专家，最近决心挂冠的原因，是由于他所患的糖尿病，影响了他的健康，同时右耳也聋得比过去厉害，因此他决定向严院长保荐他的副手蒋经国先生。严院长虽然恳切的予以慰留，但他的去意甚坚，他向严院长表示，他在国防部已经整整十年，也该换一位比他年纪
敌我形势，相互消长，颇使蒋先生生“观衅而动”的决心。
一九六二年五月，突下令征收“国防临时特别捐”。配置行动，北投的政工干校，临时开设战地政务班，为未来收复地区的党政干部，从事培训工作。
国民党八届五中全会中，通过“光复大陆指导纲领”，公开倡言，“为反攻复国开路，贯彻革命任务。”
宁静的宝岛，无复宁静，好象“反攻圣战”，已迫在眉睫。蒋先生不断接见外国记者，重申“我可独立反攻，苏俄不会干预”，“国军一旦开始反攻，三五年内底定全国”等信念。
北京宣布：国军游击队九批，计一百七十二人，曾先后在大陆沿海海丰、惠阳、惠来、台山等地登陆，遭到擒获，证实，台湾蠢蠢欲动，并非只说不练的宣传攻势。
大陆出现经济困难，中、苏关系恶化，诚然，有利于国军采取行动的时机。单靠台湾一岛的力量，想旋转乾坤，蒋先生尽可舌灿莲花，毕竟曲高和寡。
解放军可以放手让国军在闽粤沿海登陆，受地形限制，机械化部队根本无法在这一边的山区施展。遇到优势兵力的围歼，国军顿成瓮中之鳖，山东之役的故事，即会重演。
国军总兵力，号称六十万，如倾巢而出，台湾空虚，分兵出击，寡不敌众。退一步说送一个野战兵团，约十至十五万人，强行抢滩登陆，暂且不提海军支援，哪来如许规模的渡海工具？登上去，后勤补给又怎么办？后继部队，如何运补？
蒋先生寄希望于“大陆同胞揭竿而起”，这是一厢情愿。曹聚仁说：
“在大陆的中国人民，从心底期望中共政权能够巩固下去，他们体会到他们的幸福是和中共共存的，他们不愿意再看到一次内战或对外的战争。没有人再提起蒋介石，也没有人想到他，会想到蒋介石的人，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5]
毛先生的声望，在绝大多数人心目中，依旧是“红太阳”，困难只是暂时的，想“揭竿而起”的那一批，早在“肃反”运动中，荡然无存。
蒋先生的一言一行，北京方面，冷眼旁观，可是并不重视。倒是，华盛顿的年轻总统，沉不住气了。这年（一九六二年）八月，肯尼迪提出警告，他说：“国军如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那等于自杀。”台湾此举，将违背《中美协防条约》。[6]
台北出版的英文《中国日报》(CHINA NEWS),毫不隐讳地，予以揭载，官方或半官方的中文报纸，奉命一字不提。
自朝鲜战争以后，美国先中立台湾海峡，杜勒斯签的协防条约，比杜鲁门的中立化，虽有进步，华府却是个现实主义者，奉行决不轻易陷入中国内战泥淖的原则。国军的任何行动，悉在美军协防司令部的监视下，它们的杀手锏是，从汽油、零件，到弹药补给，最多仅有两至三个月的贮藏量。国军轻启战端，肯尼迪指为“自杀”，一语双关，自非过甚其词。
迫于形势，一场虚张声势的“反攻圣战”，继停止征收国防捐，而悄然收场。
肯尼迪不仅反对国军轻举妄动，甚至有意和中共改善关系。远东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Roger Hils-man）倡“围堵而不孤立”之说，罗斯福的遗孀艾莲诺以美国联大代表团成员的身分，建议中共代表中国，进入联大。上列政治气球，台湾的反应，难堪其次，生时移势易的惊恐是主要的。
一九六三年九月，蒋上将以行政院政务委员身分，奉命访美，官方的理由为“会谈中、美共同关切的问题。”背后的文章，那就只好尽在不言中了。
十年前，经国以总政治部主任访问过美国，从心底里，他对美国没有好感，“五二四事件”，稍舒积郁。但也使他自己愈得不到美方的谅解，被迫韬光养晦，六载于兹。
喜不喜欢美国，是个人的情绪，任令情绪左右自己的意志，会阻碍事业的发展。因此，踏上征程，势所必需。
时机上，“五二四”的记忆，一般美国人已经淡忘，正可借此重拾旧欢。陈诚副总统的健康，日益恶的，经国为了接班，寻求美方的认识、谅解，有未雨绸缪的意义。
华府和台北间，再没有共和党时的水乳交融的关系。未来的发展，蒋先生感到忧心忡忡，他自己声言，光复大陆前，决不出国，这项外交任务，只好由经国担任。
美国方面，了解台湾的政局，正在加速新陈代谢的步伐，蒋先生是年七十七岁，身体再好，终究风烛残年，钦定继承人陈诚，不久于人世。所以，美方同样有需要，对这位台湾未来的掌舵人，有个熟悉、面对面了解、评估的机会。
经国此行，采的低姿势，美方亦避免过事声张，双方会谈内容，没有公报，没有共同声明，原则上，皆大欢喜。
但蒋先生，早订下走下一步棋的腹案，经国甫卸行装，政治行情高涨。
蒋先生先召开九全会议，作为内阁改组的序曲，接着行政院改组，提名财长严家淦，继陈辞修组阁。
陈患十二指肠溃疡，历有年矣。一九四八年由东北回南京，转沪疗养，住虹桥医院，施行胃部手术，发现肝脏中度硬的。一九六三年，肝疾复发，养病高雄大贝湖，健康每况愈下，召开内阁会议，均扶病出席。
生理状祝，辞修先生早不堪繁剧，精神上，更其烦躁，贵为副总统兼行政院长，坐二望一，但实权和名义，相距甚远，好比为夹心三明治。上焉者，处处要请示蒋先生，下焉者，要向经国低头。
陈军人本质，一向发号施令，且以果断闻名，处此尴尬境遇，内心之苦闷，盖可想及，因而，影响病情。开完一中全会，向蒋先生坚辞院长兼职，蒋先生批示“辞职缓议”，给假一月，暂予静养，经陈再三坚辞，蒋先生“勉强”接受。
经过这段过门，陈去严来，新闻界喻为“黑马”，事实诚是事实，可惜，很多人忽略了蒋先生的心思。
台湾土地面积虽小，出将入相的人才，说得上济济一堂。蒋先生慧眼独锤，一个唯唯诺诺的严静波，不可否认，有私字的成的。
严家淦，江苏苏州人，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一九0五年生，比经国大五岁，下面是《联合报》写的经历简介：
“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也就是中国对日杭战的第二年，他担任福建省建设厅长，从事地方建设，在艰困中举办小型水力发电，兴建道路。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调任福建省财政厅长，首创田赋征实制度，曾经中央嘉勉，并推行于全国各省，对于支持战时军粮民食，有很大的贡献。
他在福建省担任财政厅长职务五年之久，至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初，当中枢新设战时生产局成立后，就调他到重庆担任该局采办处长，办理美国租借法案及中英、中加两借款案物资事宜，曾两度赴印度洽运重要物资。
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杭日战争胜利后，奉派代表经济部及战时生产局，首先飞往南京，在何应钦将军下，协助办理受降接收事宜，历时月余，在台湾省光复前夕，即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到达台北，接任台湾省长官公署交通处长，兼交通部特派员，民国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调任台湾省长官公署财政处长，兼台湾银行董事长，策划建立台湾省财政金融制度。至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台湾省政府成立，任省府委员兼财政厅长，主持台币改革，对于稳定物价，获得特殊绩效。
民国三十九年（一九五0年)初任经济部长，兼美援运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司年三月改任财政部长，开始推行现代预算制度，厘定财政金融政策，整理各项财税法规，收效甚宏。
民国四十四年（一九五五年），他继俞鸿钧先生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安司令，并兼行政院经济安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及行政院国军退除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严先生平素对人谦和，治事严谨，生活朴素，他常勉励部属，当某一件事发生争执时，心里要记得八个字‘退一步想，易地而处，。他认为不能希望每个人的性情、思想、意见完全相同，每个人都有个性，我们毋宁要发展这种个性，以达成多面特殊的成就。但因各个人意见不同，相处在一起时，难免发生争执，如果人人能‘退一步想，易地而处，，那末无论什么事都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化戾气为祥和了。
他并要求部属最好能‘公尔忘私’或是‘先公后私’。他认为凡是能遵守‘先公后私’、‘易地而处，这两句话的人，一定是愉快的人，也一定能做愉快的事，对个人、对国家，一定有所贡献。”[7]
细读这一段经历，静波先生“功在党国”，做人方面，则“治事严谨，生活朴素”，达到完人的标准。
我们体谅新闻人员的苦衷，跟风为环境所逼，所以，听不到反对的声音。和官方宣传正相反，严的才具、建树，连勉强及格都很困难。充其量他只是个循规蹈矩的政客，无条件服从的yesman（唯唯诺诺的人），张群、魏道明型的大官僚。
做台省主席期间，一般耳熟能详的批评说他是“好人，不是好官；是好国民，不是好公仆。”
有段关于他拘谨不负责任的故事，经杂志揭载，曾传诵一时：
“去年西班牙戈耶画展举行前，中央暨省级有关机关均拨助少许经费，外交部更竭力襄助，因戈邓画展系中西文化协会主办，正当中西二国邦交积极开展之际，为促进中西文化交流，襄助玉成，自属义不容辞。中西文化负责筹备戈耶画展之范君，曾书就呈文，透过私人关系往谒严主席，请拨款（只是三两千元之事）襄助。
主席满口‘好的，好的’，然后在呈文上批示：
‘交教育、财政两厅核议’。公文旅行多日，经教育、财政两厅核议的结果：‘似可照准，惟因经费短绌，如何之处，呈请钧裁’。上行下效的推回主席办公室，范君再谒主席，又是满口‘好的，好的’，并再批交该两厅二度议核。这么一件芝麻绿豆大的事，尚且迟迟不决，其施政大端可想而知。有人认为这是严氏过去多年来所养成的拘谨习惯，虽荣膺主席，但此一习惯，却无法改变口”[8]
这个故事的精义，在于说明严家淦遇事推事的本领，和张岳军的名言“原则同意，技术研究”，半斤八两，蒋先生，口口声声，要革除官僚政治，他偏偏喜欢这类官僚，原因无它，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党内资历，除是“忠诚的国民党员”，七大始当选为中央评议委员。九大，临时抱佛脚，升为中央常委。其难服众，显而易见。
宪法规定，行政院长人选，由总统提名，咨请立法院同意，如果立法院诸公，稍露不满，一九四九年，居正组阁受阻的先例，照样历史重演。幸严挨家逐户，登门作揖，兼国民党中央，发动组织机器，强迫支持，立法院这一关，轻舟强渡，顺利抵岸。蒋先生为什么看中这位“新人”呢？说穿了，见怪不怪。我们认为的严的缺点，正是严的优点，严没有野心，没有班底，庸庸碌碌，是汉献帝型，也是林森型。天时、地利、人和，使严因缘际会，扶摇直上。
严静波新阁一登场，次一步内阁局部改组。各部会人事，依例提请国民党中常会通过，所谓“通过”，并非靠投票决定，如党章所规定的“少数服从多数”。总裁交议的事，人人赞成，常会的功能，有民主之名，而无民主之实。
绕了这么大的圈子，目的为经国的上升，找个陪衬而已。严家淦接到指示，提名太子为国防部副部长，做数学家俞大维的副手。新闻报导，经国事先一无所知，那天他在合欢山休憩。但和他一道的，却又是他的前任，国防部副部长梁序昭上将，[9]益见假戏真做之不易天衣无缝。
俞大维九年前出长国防，弹道专家最大的长处：（1）不过问内部人事，因此和任何一位参谋总长和睦相处。（2）他是真正的文人，符合宪法精神，除了跑美国争取军援，即是去金门，慰问驻军将士。
派经国去国防部担任俞的副手，我们可以看出蒋先生爱护儿子的苦心孤诣，以小蒋的能力、经历，他无须屈居他这位亲家的名分之下。
其次，经国本身是政务委员，政务委员为不管部部长，和俞在内阁中的的量，完全等同。派甲委员担任乙委员的副手，体制不合，除非先免经国政务委员的兼职。
蒋是不肯尊重法制精神的，唯我独尊，为所欲为。
经国呢？一踏进台湾五角大厦的门槛，先把政见诉说一番，[10]似乎，也没有把他的上司放在眼里。
走完过场，经国扶正，那是第二年一月的事。一月十三日，总统明令：
“行政院政务委员国防部部长俞大维，政务委员教育部部长黄季陆，政务委员经济部部长杨继曾请辞职，均应予照准。此令。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国防部副部长蒋经国，另有任用，应予免职。此令。
特任俞大维为行政院政务委员。此令。
特任蒋经国为国防部部长，阎振兴为教育部部长，李国鼎为经济部部长，均并为行政院政务委员。此令。”
内阁改组的曲折，参阅《联合报》的一篇特写，字里行间，趣味横生：
“国防部长俞大维的计划，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这位做了十年国防部长的弹道专家，最近决心挂冠的原因，是由于他所患的糖尿病，影响了他的健康，同时右耳也聋得比过去厉害，因此他决定向严院长保荐他的副手蒋经国先生。严院长虽然恳切的予以慰留，但他的去意甚坚，他向严院长表示，他在国防部已经整整十年，也该换一位比他年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