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动政权强加于华侨的国籍进行登记。随后，又公然对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侨施加种种苛刻的限制，进行打击和迫害。
自1977年初，越南方面就在与中国毗连的省份推行“净化”边境地区的方针，把很早以前从中国迁居越南的边民成批驱赶回中国境内。同年10月，越方即开始在越南西北地区的黄连山、菜州、山罗等省驱赶华侨，以后又逐步扩展到大批驱赶越南北方各地的华侨。中国政府为此曾一再劝告越南政府采取措施，制止驱赶华侨的行动，维护中越友谊。但是，越南方面非但不听劝告，反而在全国范围内制造了更为严重的排华事件。成千上万的华侨被越南从陆路运至中越边境的老街、同登、芒街等地，然后赶回中国；也有大批华侨被迫从海上乘小船回国。
据统计，1978年4月初被驱赶回国的华侨每天达数百人，5月下旬增加到数千人，到5月底总数已超过10万人。
越南当局对中国侨民的种种迫害是难以尽述的。1977年初始，越南地方当局和公安人员随时都可以非法闯入华侨住宅，强令华侨填写“自愿回国书”，并乘机进行搜查和敲诈。大批华侨多年辛勤劳动所得被非法没收，多少家庭颠沛流离，无处安身。被赶华侨在离越途中受尽折磨和凌辱，不少人还被无故殴打，有的人甚至遭到越南军警开枪射击，被打死打伤。中国侨民在越南的悲惨遭遇，是国际关系中罕见的，骇人听闻的。
与越南驱赶华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对待越侨的态度。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对待旅居中国的数千越南侨民，不但从未有过任何歧视，而且对他们正当权益一贯予以照顾和保护。他们在劳动、工作、升学、医疗方面，都同中国人民一样，享有同等的权利；在物资供应方面，则享受着高于中国公民的待遇。
越南的排华政策，导致大量的华侨被驱逐回中国，这突然而又必然地给中国在财政和物资上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和负担。中国政府按照“保护华侨利益，扶助回国的华侨”的一贯政策，亟需立即对被越南驱赶回国的大批难侨作妥善的安置。为此，中国政府不得不作出决定，撤销一部分援越成套设备项目，以便抽出这部分资金和物资，用来安置被驱赶回来的难侨的生产和生活。事情很清楚，中国撤销部分援越项目，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必要措施，这完全是越南方面排华政策所造成的。
众所周知，1975年越南战争结束后，越南的国民经济在恢复中增长。与此同时，中国由于天灾(唐山大地震)、人祸(十年动乱)的严重破坏，遇到非常巨大的困难，国民经济已接近崩溃的危险，百业俱废，百业待举。即使在这种条件下，中国仍然继续向越南提供多方面的援助，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承担很大数量的援建项目。自然，在战后和平时期，中国每年向越南援助金额，同战争年代的特殊情况相比，是有所减少，但这个原因是不难理解的。中国方面为此曾反复向越方讲清楚自己的困难，希望越方能给中国人民一个缓口气的时机。
1975年，周恩来总理在重病中还曾对越南领导人说：“在战争期间，你们最困难的时候，有很多东西，我们是从部队中抽调给你们的，为了支援你们，我们尽了很大努力。现在在援外方面，援越总金额仍占第一位。你们应该让我们缓一口气，养一养。”
越南领导人当时也多次对此表示谅解。
1976年11月15日，越南总理范文同致信中国，提交了一份要求我国政府对越援助的巨额清单，根据我国当时的国力财力，根本无法满足越方的要求。对此，1977年2月24日，李先念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在与越南外交部副部长阮筝的会谈中作了合理的解释，说明由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干扰和1976年严重的自然灾害，给我国的国民经济造成许多困难；同时指出：过去我们已答应向越南提供的援助，至今还有20多亿人民币的金额尚未使用，有100多个成套项目尚待建设，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我们还要作出很大的努力，才能完成这些任务，所以实在无力向越南提供新的援助。李先念请阮筝向范文同总理报告中国的情况。
1977年3月17日，阮筝向中国转达了范文同的回答，对此表示了理解。
然而，1978年前后，越方却借机对我国进行诬蔑和攻击，传言“中国支持柬埔寨反对越南，中国和越南之间将爆发战争”，“中国号召进攻越南”。以此作为恫吓和欺骗华侨回国的一种手段；同时也作为对中国实施武装挑衅的无理借口。
1975年，美军败退越南后，越南缴获了价值超过200亿美元的军事设备；加上长期以来中国给予的巨大而无私的军援；再加上苏联出于全球霸权主义的战略考虑而给予越南的鼎力支持……刚刚走出战争之穴的越南又做起了“世界第三军事强国”的春秋大梦!
历经数十年连绵不断的战乱，越南国内经济江河日下凋零不堪。可是在这百业待兴的关头，越南领导集团并没有以民为重，思量怎么样才能休养生息以求发展经济来解决日益紧张的状况，却想出一个以军事扩张来达到解困的办法，以掠夺邻国财力缓解经济困难的下下之策。
1978年，越南遭受百年不遇的大水灾，粮食欠收430万吨，人民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为解这燃眉之急，越南当局再次将自己绑上战车，他们不顾国际上的一片反对之声，穷兵黩武几达登峰造极的地步。
1977年12月至1978年初，越军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妄图一举吞并邻国柬埔寨。可是事与愿违，在柬埔寨军民的坚决抵抗下他们的阴谋难以得逞，相反还招致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从1978年2月起，越南当局不顾国际上的反对舆论，转换战术，采用逐步推进的办法继续对柬埔寨实施侵略。
1978年7月8日，越人民军总政治局颁发《关于新的形势和任务的教育提纲》，其中内容暗示昔日曾作为最友好的邻国成为了他们的“敌国”，强调作战方针要采取早已确定的进攻战略，出其不意、主动地“在边界以外”袭击敌人。还号召越南人民要准备打一场持久战，要争取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大同情、支持和帮助。当前要加强侵柬，越军首先必须集中力量来完成紧急的军事任务，争取保卫西南边界战争的胜利。越早越好。言外之意，侵柬成功之后，下一步再集中力量对付中国。
与此同时，越南当局一面扩大对柬“战果”，扬言“24小时就能占领金边”(越外长阮维贞语)，一面加剧中越边境的冲突，狂言“一个兵能对付30个中国兵”。
从1978年下半年开始，越南当局在苏联的支持下，自认为有恃无恐，把中国方面的克制和和平愿望视为软弱可欺，越来越肆无忌惮，对中国边境地区的武装侵犯行动不断升级。越南当局沿中越边境集结了大量武装部队，一再侵犯中国领土。他们公然在中国的土地上埋设地雷，修筑工事，任意开枪开炮，毁我村寨，杀我军民，抢我财物，袭我火车，酿成严重流血事件。仅半年多，越南的武装挑衅就达700余次，打死打伤中国边防人员和边境居民300余人。鲜血染红了中越边境，玷污了以前两国人民引以为豪的中越友谊。《以上有关援助物资的数字统计和外交场合的资料均摘录自互联网，文字略有删改，请其文的作者给予谅解。》
当然，上面那些资料当时我们这些平民百姓是很难得到深刻的了解的，只是知道越南南、北方统一之后，其当政者好象突然间患上了健忘症，完全、彻底地忘记了当初他们走投无路，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国家面临将亡之际的最紧急关头，到底是谁在自己国家的人民也忍饥挨饿的同时节衣缩食援助他们度过了难关？是谁在他们最困难、最危险的时刻伸出了挽救他们国家的友谊之手？是谁无私的援助使他们取得了抗美战争的最后胜利，并实现了祖国统一的宏伟大业？
越南当局置两国人民深厚的情谊而不顾，还别有用心地歪曲历史，竟然还荒谬无耻地向中国政府提出重新划定国界的无理要求。当他们这些赤裸裸的扩张领土要求遭到我国政府严词拒绝之后，竟不顾国际舆论的批评和我国政府的多次抗议，大肆驱赶在越南生活、工作的华侨，疯狂地掠夺他们的财产和威胁他们的生命安全，很多华侨被驱赶回到中国之后已是身无分文，连最起码的生活都没有了保障。他们还置自己国家战后急需建设百业待兴而不顾，淡然谟视自己国家的人民热切盼望安定平和的生活愿望，公然践踏世界和平的公约，派出了几十万军队强行进入邻国柬埔寨，公开干涉别国的内政，扶植起一个按他们意愿办事的韩桑林傀儡政府。
与此同时，他们在中越边境沿线驻扎了二十万精锐部队，修筑了大量的军事基地，疯狂叫嚣要收复属于他们的领地广西，并厚颜无耻地说凡是有红棉树生长的地方都是越南的领土，都是他们需要收复的目标，当前最迫切需做到的就是准备在广西的首府南宁市欢度一九七九年春节。
由于越南当局的无理取闹和倒行逆施，中越两国的友好关系已恶化到无法修复的地步。为了彻底解决在越华侨的问题，也希望能从谈判桌上找到一条相互谅解，重新携手合作的和平解决之路，一九七八年八月八日，中越两国外交部副部长在越南河内举行了会谈。但是，中国人民的美好愿望却被毫无诚意解决两国争端问题的越南当局粗暴地拒绝了，就在谈判会议刚刚进行的第一天，处心积虑要使谈判无法友好进行下去的越南当局竟然命令其公安人员对居住在北仑河畔越方一侧的华侨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殴打和野蛮的驱赶，从而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北仑河流血惨案”。
惨案发生之后，大量的华侨夜以继日地从越南纷纷涌入我国境内，一股股难民浪潮使得与越南交壤的广西、云南两省（自治区）的党、政、军和地方各级领导难以应付，[奇`书`网`整.理.'提.供]也为各地方的社会治安和秩序带来了不稳定的因素。为了安置汹涌而入的大量难民，我国为此而付出了难以计数的人力、财力、物力。越南当局极端无耻和背信弃义的行经，令人难以忍受的嚣张气势以及不可一世的强盗逻辑自然激起我国政府和人民的极度愤慨。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为了认真地教训一下这些忘恩负义，狂妄嚣张的无耻之徒，为了维护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尊严和中华民族的利益，同时也表明了中国人民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国也在边境线沿线一带集结了大量的现代化野战部队，（根据外电报导为四十万军队）。
中越两国之间的战争随时都会一触即发，两国人民精心培育了多年的友谊之花凋谢枯萎了。要知情况如何发展，且看下回分解。
正文 第四章 前线在召唤
诗曰：前方召唤不迟疑，挥师南下展战旗。
休言女流不如男，开山劈岭胜须眉。
一九七八年七月下旬，中越边境的局势越发紧张，报纸和电台连篇累牍地报道着有关这方面的消息。随着局势的发展和“O七八五工程”的需要，机械大队第一批上前线的工作人员名单终于公布出来。我所在的机械五队一共派出八台推土机，一台压路机，还有一大批配套的施工机械设备。前往工地的人员由副队长韦敬带领，男队员是：唐旭、吴玉敏、蒋宁、舒心平、何文俊、李忠义、陆元盛（我们都尊称他为陆叔）等。女队员是：覃秀文、周日红、陈玉明、谢南生、宋艳、陈珍、侯玉燕、关飞英等。
八月一日早上，单位宿舍门前的公路上一溜烟排着十多辆装载着各种施工设备的黄河牌大型拖车，第一批上前线的人员今天要出发了。
张书记、陈大队长和五队的陈指导员、李队长等领导在每一辆车的车头上都挂上一朵用红绸布扎成的鲜艳大红花，还在车厢的两角插上两面彩旗。暂时不用上前线的人们则忙上忙下地帮助同志们往车上装行李。我一边帮着蒋宁、覃秀文他们搬东西，一边依依不舍地与他们说着道别的话。当一切都准备妥当的时候，出发的时间也快到了。
张书记手拿一个手提广播茼，站在第一辆车前大声说：“同志们，今天你们就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工作了，我将想说的千言万语浓缩成一句话：“祝你们一路平安、工作顺利、胜利安全归来。现在我宣布，出发。”
说罢，他朝静候在路边的鼓乐队一扬手，顿时间锣鼓喧天、鞭炮震耳。随着鼓乐声的响起，领头的指挥车缓缓起动，我与蒋宁、覃秀文、周日红、陈玉明等一一握手道别，互道珍重。
八月十日，蒋宁从“0七八五工程”工地给我寄来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如下：
家生贤兄：
你好！自从八月一日分手，转眼间已是一个多星期。那天下午四点多钟，经过了长途艰辛跋涉的我们终于来到了久已闻名的“0七八五工程”工地。（为什么我在这里用到“长途跋涉”这个夸张的词语？你以后来工地的时候就能亲身经历到的。）“0七八五工程”指挥部的所在地是宁明县桐棉公社，说出来你可能难以置信，一个领导着数千人马搞国防工程建设的堂堂指挥部会设在小得不能再小的山旮旯圩镇里。而且从工程指挥长到食堂工作人员总共只有十来个人。在桐棉公社稍作休息，我们这一群人马就地分散安排到各个工区去。我们五队的人员被分为了两个小队，一个小队由吴玉敏班长带领去二工区，另一
自1977年初，越南方面就在与中国毗连的省份推行“净化”边境地区的方针，把很早以前从中国迁居越南的边民成批驱赶回中国境内。同年10月，越方即开始在越南西北地区的黄连山、菜州、山罗等省驱赶华侨，以后又逐步扩展到大批驱赶越南北方各地的华侨。中国政府为此曾一再劝告越南政府采取措施，制止驱赶华侨的行动，维护中越友谊。但是，越南方面非但不听劝告，反而在全国范围内制造了更为严重的排华事件。成千上万的华侨被越南从陆路运至中越边境的老街、同登、芒街等地，然后赶回中国；也有大批华侨被迫从海上乘小船回国。
据统计，1978年4月初被驱赶回国的华侨每天达数百人，5月下旬增加到数千人，到5月底总数已超过10万人。
越南当局对中国侨民的种种迫害是难以尽述的。1977年初始，越南地方当局和公安人员随时都可以非法闯入华侨住宅，强令华侨填写“自愿回国书”，并乘机进行搜查和敲诈。大批华侨多年辛勤劳动所得被非法没收，多少家庭颠沛流离，无处安身。被赶华侨在离越途中受尽折磨和凌辱，不少人还被无故殴打，有的人甚至遭到越南军警开枪射击，被打死打伤。中国侨民在越南的悲惨遭遇，是国际关系中罕见的，骇人听闻的。
与越南驱赶华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对待越侨的态度。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对待旅居中国的数千越南侨民，不但从未有过任何歧视，而且对他们正当权益一贯予以照顾和保护。他们在劳动、工作、升学、医疗方面，都同中国人民一样，享有同等的权利；在物资供应方面，则享受着高于中国公民的待遇。
越南的排华政策，导致大量的华侨被驱逐回中国，这突然而又必然地给中国在财政和物资上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和负担。中国政府按照“保护华侨利益，扶助回国的华侨”的一贯政策，亟需立即对被越南驱赶回国的大批难侨作妥善的安置。为此，中国政府不得不作出决定，撤销一部分援越成套设备项目，以便抽出这部分资金和物资，用来安置被驱赶回来的难侨的生产和生活。事情很清楚，中国撤销部分援越项目，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必要措施，这完全是越南方面排华政策所造成的。
众所周知，1975年越南战争结束后，越南的国民经济在恢复中增长。与此同时，中国由于天灾(唐山大地震)、人祸(十年动乱)的严重破坏，遇到非常巨大的困难，国民经济已接近崩溃的危险，百业俱废，百业待举。即使在这种条件下，中国仍然继续向越南提供多方面的援助，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承担很大数量的援建项目。自然，在战后和平时期，中国每年向越南援助金额，同战争年代的特殊情况相比，是有所减少，但这个原因是不难理解的。中国方面为此曾反复向越方讲清楚自己的困难，希望越方能给中国人民一个缓口气的时机。
1975年，周恩来总理在重病中还曾对越南领导人说：“在战争期间，你们最困难的时候，有很多东西，我们是从部队中抽调给你们的，为了支援你们，我们尽了很大努力。现在在援外方面，援越总金额仍占第一位。你们应该让我们缓一口气，养一养。”
越南领导人当时也多次对此表示谅解。
1976年11月15日，越南总理范文同致信中国，提交了一份要求我国政府对越援助的巨额清单，根据我国当时的国力财力，根本无法满足越方的要求。对此，1977年2月24日，李先念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在与越南外交部副部长阮筝的会谈中作了合理的解释，说明由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干扰和1976年严重的自然灾害，给我国的国民经济造成许多困难；同时指出：过去我们已答应向越南提供的援助，至今还有20多亿人民币的金额尚未使用，有100多个成套项目尚待建设，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我们还要作出很大的努力，才能完成这些任务，所以实在无力向越南提供新的援助。李先念请阮筝向范文同总理报告中国的情况。
1977年3月17日，阮筝向中国转达了范文同的回答，对此表示了理解。
然而，1978年前后，越方却借机对我国进行诬蔑和攻击，传言“中国支持柬埔寨反对越南，中国和越南之间将爆发战争”，“中国号召进攻越南”。以此作为恫吓和欺骗华侨回国的一种手段；同时也作为对中国实施武装挑衅的无理借口。
1975年，美军败退越南后，越南缴获了价值超过200亿美元的军事设备；加上长期以来中国给予的巨大而无私的军援；再加上苏联出于全球霸权主义的战略考虑而给予越南的鼎力支持……刚刚走出战争之穴的越南又做起了“世界第三军事强国”的春秋大梦!
历经数十年连绵不断的战乱，越南国内经济江河日下凋零不堪。可是在这百业待兴的关头，越南领导集团并没有以民为重，思量怎么样才能休养生息以求发展经济来解决日益紧张的状况，却想出一个以军事扩张来达到解困的办法，以掠夺邻国财力缓解经济困难的下下之策。
1978年，越南遭受百年不遇的大水灾，粮食欠收430万吨，人民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为解这燃眉之急，越南当局再次将自己绑上战车，他们不顾国际上的一片反对之声，穷兵黩武几达登峰造极的地步。
1977年12月至1978年初，越军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妄图一举吞并邻国柬埔寨。可是事与愿违，在柬埔寨军民的坚决抵抗下他们的阴谋难以得逞，相反还招致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从1978年2月起，越南当局不顾国际上的反对舆论，转换战术，采用逐步推进的办法继续对柬埔寨实施侵略。
1978年7月8日，越人民军总政治局颁发《关于新的形势和任务的教育提纲》，其中内容暗示昔日曾作为最友好的邻国成为了他们的“敌国”，强调作战方针要采取早已确定的进攻战略，出其不意、主动地“在边界以外”袭击敌人。还号召越南人民要准备打一场持久战，要争取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大同情、支持和帮助。当前要加强侵柬，越军首先必须集中力量来完成紧急的军事任务，争取保卫西南边界战争的胜利。越早越好。言外之意，侵柬成功之后，下一步再集中力量对付中国。
与此同时，越南当局一面扩大对柬“战果”，扬言“24小时就能占领金边”(越外长阮维贞语)，一面加剧中越边境的冲突，狂言“一个兵能对付30个中国兵”。
从1978年下半年开始，越南当局在苏联的支持下，自认为有恃无恐，把中国方面的克制和和平愿望视为软弱可欺，越来越肆无忌惮，对中国边境地区的武装侵犯行动不断升级。越南当局沿中越边境集结了大量武装部队，一再侵犯中国领土。他们公然在中国的土地上埋设地雷，修筑工事，任意开枪开炮，毁我村寨，杀我军民，抢我财物，袭我火车，酿成严重流血事件。仅半年多，越南的武装挑衅就达700余次，打死打伤中国边防人员和边境居民300余人。鲜血染红了中越边境，玷污了以前两国人民引以为豪的中越友谊。《以上有关援助物资的数字统计和外交场合的资料均摘录自互联网，文字略有删改，请其文的作者给予谅解。》
当然，上面那些资料当时我们这些平民百姓是很难得到深刻的了解的，只是知道越南南、北方统一之后，其当政者好象突然间患上了健忘症，完全、彻底地忘记了当初他们走投无路，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国家面临将亡之际的最紧急关头，到底是谁在自己国家的人民也忍饥挨饿的同时节衣缩食援助他们度过了难关？是谁在他们最困难、最危险的时刻伸出了挽救他们国家的友谊之手？是谁无私的援助使他们取得了抗美战争的最后胜利，并实现了祖国统一的宏伟大业？
越南当局置两国人民深厚的情谊而不顾，还别有用心地歪曲历史，竟然还荒谬无耻地向中国政府提出重新划定国界的无理要求。当他们这些赤裸裸的扩张领土要求遭到我国政府严词拒绝之后，竟不顾国际舆论的批评和我国政府的多次抗议，大肆驱赶在越南生活、工作的华侨，疯狂地掠夺他们的财产和威胁他们的生命安全，很多华侨被驱赶回到中国之后已是身无分文，连最起码的生活都没有了保障。他们还置自己国家战后急需建设百业待兴而不顾，淡然谟视自己国家的人民热切盼望安定平和的生活愿望，公然践踏世界和平的公约，派出了几十万军队强行进入邻国柬埔寨，公开干涉别国的内政，扶植起一个按他们意愿办事的韩桑林傀儡政府。
与此同时，他们在中越边境沿线驻扎了二十万精锐部队，修筑了大量的军事基地，疯狂叫嚣要收复属于他们的领地广西，并厚颜无耻地说凡是有红棉树生长的地方都是越南的领土，都是他们需要收复的目标，当前最迫切需做到的就是准备在广西的首府南宁市欢度一九七九年春节。
由于越南当局的无理取闹和倒行逆施，中越两国的友好关系已恶化到无法修复的地步。为了彻底解决在越华侨的问题，也希望能从谈判桌上找到一条相互谅解，重新携手合作的和平解决之路，一九七八年八月八日，中越两国外交部副部长在越南河内举行了会谈。但是，中国人民的美好愿望却被毫无诚意解决两国争端问题的越南当局粗暴地拒绝了，就在谈判会议刚刚进行的第一天，处心积虑要使谈判无法友好进行下去的越南当局竟然命令其公安人员对居住在北仑河畔越方一侧的华侨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殴打和野蛮的驱赶，从而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北仑河流血惨案”。
惨案发生之后，大量的华侨夜以继日地从越南纷纷涌入我国境内，一股股难民浪潮使得与越南交壤的广西、云南两省（自治区）的党、政、军和地方各级领导难以应付，[奇`书`网`整.理.'提.供]也为各地方的社会治安和秩序带来了不稳定的因素。为了安置汹涌而入的大量难民，我国为此而付出了难以计数的人力、财力、物力。越南当局极端无耻和背信弃义的行经，令人难以忍受的嚣张气势以及不可一世的强盗逻辑自然激起我国政府和人民的极度愤慨。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为了认真地教训一下这些忘恩负义，狂妄嚣张的无耻之徒，为了维护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尊严和中华民族的利益，同时也表明了中国人民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国也在边境线沿线一带集结了大量的现代化野战部队，（根据外电报导为四十万军队）。
中越两国之间的战争随时都会一触即发，两国人民精心培育了多年的友谊之花凋谢枯萎了。要知情况如何发展，且看下回分解。
正文 第四章 前线在召唤
诗曰：前方召唤不迟疑，挥师南下展战旗。
休言女流不如男，开山劈岭胜须眉。
一九七八年七月下旬，中越边境的局势越发紧张，报纸和电台连篇累牍地报道着有关这方面的消息。随着局势的发展和“O七八五工程”的需要，机械大队第一批上前线的工作人员名单终于公布出来。我所在的机械五队一共派出八台推土机，一台压路机，还有一大批配套的施工机械设备。前往工地的人员由副队长韦敬带领，男队员是：唐旭、吴玉敏、蒋宁、舒心平、何文俊、李忠义、陆元盛（我们都尊称他为陆叔）等。女队员是：覃秀文、周日红、陈玉明、谢南生、宋艳、陈珍、侯玉燕、关飞英等。
八月一日早上，单位宿舍门前的公路上一溜烟排着十多辆装载着各种施工设备的黄河牌大型拖车，第一批上前线的人员今天要出发了。
张书记、陈大队长和五队的陈指导员、李队长等领导在每一辆车的车头上都挂上一朵用红绸布扎成的鲜艳大红花，还在车厢的两角插上两面彩旗。暂时不用上前线的人们则忙上忙下地帮助同志们往车上装行李。我一边帮着蒋宁、覃秀文他们搬东西，一边依依不舍地与他们说着道别的话。当一切都准备妥当的时候，出发的时间也快到了。
张书记手拿一个手提广播茼，站在第一辆车前大声说：“同志们，今天你们就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工作了，我将想说的千言万语浓缩成一句话：“祝你们一路平安、工作顺利、胜利安全归来。现在我宣布，出发。”
说罢，他朝静候在路边的鼓乐队一扬手，顿时间锣鼓喧天、鞭炮震耳。随着鼓乐声的响起，领头的指挥车缓缓起动，我与蒋宁、覃秀文、周日红、陈玉明等一一握手道别，互道珍重。
八月十日，蒋宁从“0七八五工程”工地给我寄来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如下：
家生贤兄：
你好！自从八月一日分手，转眼间已是一个多星期。那天下午四点多钟，经过了长途艰辛跋涉的我们终于来到了久已闻名的“0七八五工程”工地。（为什么我在这里用到“长途跋涉”这个夸张的词语？你以后来工地的时候就能亲身经历到的。）“0七八五工程”指挥部的所在地是宁明县桐棉公社，说出来你可能难以置信，一个领导着数千人马搞国防工程建设的堂堂指挥部会设在小得不能再小的山旮旯圩镇里。而且从工程指挥长到食堂工作人员总共只有十来个人。在桐棉公社稍作休息，我们这一群人马就地分散安排到各个工区去。我们五队的人员被分为了两个小队，一个小队由吴玉敏班长带领去二工区，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