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外国人，瑞典人，雷夫-约翰森，瑞典一家重型汽车厂的推销人员。
虽然我在标题里提出的那个“世界”，从开头看来，其实，还是中国人看中国，只不过是为了符合《世界月刊》的名字，有挂羊头之嫌。
没料到还真的有外国友人来捧场，好比卖狗皮膏药的江湖骗子，歪打正着地治愈了唯一一个患者，就大肆宣扬其功效。
文章的最后编辑就郑重地写着：此雷夫-约翰森呆在中国时间不长，但深深爱上中国一切，喜欢吃北京烤鸭，喜欢听中国京剧，喜欢读**语录云云，好象这个老外与《世界月刊》杂志社神交多年。
反正没人去查，摆在最显眼的地方，来稿果然踊跃，连带其他栏目的投来的稿子，数量多了质量见好。
许多人来信说“北京一月”的照片给他们的感觉很不一般，我们杂志社统一口径，宣称这就是“人文关怀”。
《世界月刊》这个可以说是在中国名不见经传小杂志社，以纯转载为起点的文化杂志，也开始慢慢培养起自己的读者和作家群了。
*******
我从座位上起身，跨过车门，站在蓝天下，伸了个懒腰，好不容易休息一天。刚才跨过的车门，是美国二战制式吉普，车前盖标着青天白日。
这东西是朝鲜战争的战利品，在民主路武汉军代表局里，我一眼看中这辆“打败纳粹的家伙”。
王建安政委又弄了几辆，充“美械国民党军”的装备，大概有十几辆，这个老军人大拇指向后面一排的吉普一指，跟我讲：“还要不要，多得很，全是美国人当年‘送’的，别客气。”
我大笑，在朝鲜战场板门店，我们奚落美国人的一幕，家喻户晓。
回武汉的第二天，我去了武汉电影制片厂，朱少山拉过我说：“〈亮剑〉批下来了。派了人下来跟着――――――是文化部的张椿桦同志。”
张椿桦同志也是我国老一辈电影工作者了，我说：“在北京时、，陈荒煤同志跟我先说了――――――厂里打算什么时候开拍？”
“越快越好。”
准备工作早就做好了，武汉电影制片厂带上了所有装备――――两台摄像机，一台是五十年代苏联产品，一台是借的，灯光轨道设备若干，电影拍摄道具齐备，演员和工作人员齐备。
跟王阿姨说，又要出私差了。婆婆妈妈地讲：“在其位不谋其职，三天两头不在，我还是请辞，让出副主编的位置。”
王阿姨板着脸，很干脆地说：“跟你谈过了，就算你一年不在这个位置上坐着，工资照发，奖金照领。”――――――――我把双手并拢，举过头顶，脸埋在桌子上，拜了拜――――――――“当然每年能想点“北京一月”这种点子就更棒了，Doyouunderstand？”
我耸耸肩，说：“Noproblem。”
于是，我坐着八成新但檫得很干净的美式吉普车，开进了大别山的某个部队军营，接待我们地是个师长，打过招呼了，和张椿桦同志接洽了，一切都方便。
晚上，吃了一顿部队的大锅饭，望着有星星的夜空，我感觉到非常能够适应。
********
在拍摄的第一天，梁英导演拉起来千把人的队伍，他认为勉强够用了，我吸了口气，果然很央视，背后有部队的支持，做起事来大手大脚，但不想把胶卷浪费在所谓的大场面上，尽量减少了无意义俯拍和拉远镜头。
特意加快了节奏，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加快分镜的切换，记得某个专门研究香港电影的影评人说过香港电影的成功之处：在香港电影顶峰时期，电影里每个镜头不超过七秒。
作为革命题材的非商业电视剧，梁英导演提倡用面部大特写来表达，也就是单独对着摄像机表演，我说：“这样太刻板。”――――小声地――――“而且张峰正面象有点不上镜。”
梁英导演说：“你有办法？”
折中的办法就是留一部分特写镜头，有大部分的镜头多加进了几个人，有时候，也会卖弄地拍远拉近拉远再中距离的ZOOM镜头，煞费苦心。
到了战争场面阶段，争论开始多了，就像徐克所说这些吵吵闹闹中体会了电影这门工作的意义。
我一直以为电影中最容易吸引人的就是她特有的声光电效果，正邪、道义、人性等等是深层次要挖掘的东西，要藏在画面和台词里。
到后来，几乎到锱铢必争的地步，我认为有必要改进的场景都速写在纸上，和工作人员议论。
比如李云龙俘虏国民党军乐队的一段。
李云龙一直背对着镜头，跟正对镜头的军乐队队长说着话。
本来军乐队队长是站在表演台上，是高高在上，但和李云龙说话时，不得不弯下腰和他搭话，就显得更卑躬屈膝。
直到军乐队奏响胜利的军乐，李云龙才半转身手伸得笔直，指着身后的队伍说：“跟老子奏起来。”
大家觉得这段很好，有气势。
《亮剑》我虽然很熟悉，但不可能每个细节都记得住。
象这样的场景很多，大家是议论出来的，有时我错，有时我对，跟梁英导演也不客气，他没在意，笑着说我。
“你就是这里的第二场记。”
我自知这其实是老毛病了，码的文字里，总喜欢藏点东西，花了些心思的东西，也许大部分读者只是一略而过，但自己得到了满足，起码象是在耍一个小聪明，期待博人一笑。
拍摄顺利的度过了抗日战争，各位同学渐入佳境，越来越收放自如，张峰同学说他有时觉得自己好象就是李云龙一样。
轮到解放战争，对于我来说一点障碍没有，但其他在这个年代的人不同，历史书上虽然明明白白地写着“国民党在抗日正面战场，我党在日军后方。”
但大家仍然更愿意把国民党放在“消极抗日，积极**”的位置，以至于，在抗日战争以后，“国民党军”的AI直线下降，对付日本鬼子还能丢丢手榴弹，对上**的解放军除了逃跑，就是被俘，不真实。
连李云龙受伤那段，也要安排成国民党的楚云飞打黑枪。
我看这样不行，找了张椿桦，说：“张指导，我们为什么会先弱后强的战胜国民党？”
“因为我党有人民。”
“但国民党控制的人口更多。”
“因为我党得民心。”
“那不就得了，正因为我们党民心所向，有自己为大众的信**，才能战胜蒋介石的国民党。不关战斗素养什么事，不都是爹娘生的两脚两手，敌人越强，我们就比他们更强。”
以后许多次战争，也并不是靠人海就能堆过去的。
身边这只协助拍摄的队伍，有几次战士们正在休息的时候，一个营级干部一声令下：“安静！”
我亲眼所见，那块地方马上就象没有一个人一样，还都是新兵，用句二十一世纪的话讲：什么是素质？
有这素质，我们怕过谁？
第六十四章
《亮剑》拍摄时间两个月多一点，周期不长不短。
除开抗日和解放战争占了大头，后面改了原著，朝鲜战争没有参加，软化文革的影响，用了钟伟的事迹，对批判某首长的大会上，愤然起身“以人头担保其没有里通外国”。
用了美国人擅长的政治电影的手法，那个光头首长始终没说出名字，始终给个光头背影，不用说，影射地是谁，我们都知道。
没舍得让李云龙死掉，就是赵刚被整死了，牵连到他，就算是又一次冲撞“革命委员会”，形势岌岌可危的情况下，总理还是保了下来，一直被丢到云南的农场软禁………………
做完后期，《亮剑》马上送去中宣部，最快的速度通过了，要赶在初一全国播映。
在几十年后没有能在电视上出现的东西，反而在今天能被正视了。
完成了魏和尚的配音，我继续在杂志社，主持“世界着眼中国”，直到1980年一月，《世界月刊》做完了北京的特辑，新年停一期，专门找了世界个地关于新年的照片刊登。
拍摄自己的故乡，讲述身边的故事似乎在我们特意的带领下，成了这段时间的话题，无数介绍家乡的照片和文字从全国各地涌来。
我的原则是只要符合刊物的风格，一张照片或一句话也不放过。《世界月刊》的风格已经形成了，用将来的话讲这就是品牌文化。
新的一年做一份长期的读者调查，《世界月刊》最受关注的栏目，首先是开篇特约作者写的头条，然后是“世界着眼中国”，再是漫画，最后是我写的科幻小说《我的太阳》。
而这篇小说越到后面越象披科幻小说外衣的冒险小说，除了“成功”地描写氢动力汽车、飞机，移动小巧的电话。还塑造了为战争而制造后又被抛弃的基因突变人种：鱼人、鸟人以及生化战士等等。
王阿姨每天拿出一大叠读者来信给我，说：“看读者多么喜欢你，小喜一定要继续把这个副主编做下去。”
我笑了笑，不用看，信大部分一定批判本人是不学无术的小混混，但也一部分来信询问了文中的科学是否是真实的。
我花了些篇幅，在《世界月刊》的科学栏目里介绍了与《我的太阳》里有关的科技论文，甚至有读者发信来探讨其中的理论，在这个时代，大家追求知识和信息的热情可见一斑。
***
1980年的二月份，我在这里过的第四个新年。
身边的人，一部分人照旧，另一部分人有了新的角色。
建建当上了铁路职工，幺弟华华上了高中，大表姐在中建三局实了习，奶奶在滑坡路社区食堂里当炊事员――――――――还是炸臭豆腐。
老家的李新生告诉我，老家已经铺了红土路，虽然雨天仍然不能走路，但比以前好多了，政府也有新举措颁布。
这个举措就是农村联产承包制（虚构了时间），改革还是从与党感情最深的农民伯伯开始，到农村包围城市。
李新生说：“队里的负责人也是敢干的人，他说，这次村里要走在前头。”
走在前面的小岗村没能富起来，所以我问：“他打算怎么干？”
“每家每户分包，多得少赔。”这是家庭联产承包制，中国独创。
他们这么干过一次，我很清楚，温饱是解决了，沾到了小康的边，面太小了，后来是武汉市要向郊区发展旅游业，老家的人得到了土地赔偿，村办企业有了起色，才逐渐富起来。
我本来提议弄点水产品到城里，但转**一想，自己并不懂农业的事，是个外把式，不便多说，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了。
没有变就是爸爸，一样脸上少笑，除夕那天，郑重其事地包了红包给他的孩子们，我笑着说，今年的红包我们就收了，明年，爸爸只用给你的孙子了。
大毛、志伟和小歪从广东回来过年了。
他们黑了不少，也成熟了不少。
回来的第二天晚上，我们在“回味轩”吃饭。
“张先婷同志，这是带给你的礼物。”大毛从香港买的礼物――――一条时髦的裙子。
张先婷说：“太贵重了。”
“没事。”大毛说：“信里不是告诉你了，广东那边工资高，这点东西是小意思了。”
正直的张大姐知道贵了，不敢收，我们怂恿着她收下，大毛笑了说：“这裙子配你，就收下吧。”
两人关系果然在飞鸿传书之间不一般了，我们看着脸红的张大姐，暧昧地笑了。
女强人被我们吓跑了。
大毛同志真的老练了不少，什么也没有说，夹起一块辣子鸡尝尝，想岔开话题，说：“这干锅不错，谁做的，来了新师傅？”
我没让他混过去，说：“大毛同志，我那份呢？”
“什么那份？”大毛说：“哦，不是早给你了。”
“太小了，还没张大姐的一半的一半…………”
“你自己不会去买吗？”
“可以。”我说：“我就找张先婷同志谈谈你去广东前的表现了。”
“哥哥。我错了。”大毛装害怕，认宰了。
我又给他上了一课，人生就要有进有出，进一出三。
哥几个也算是半个“海龟”派了，聚一聚，没聊香港的事，吃完这顿饭他们就回家了，父母还等他们汇报工作，一大堆礼物要派发，起码每家有了电视。
大毛的爸爸，我的高中教
虽然我在标题里提出的那个“世界”，从开头看来，其实，还是中国人看中国，只不过是为了符合《世界月刊》的名字，有挂羊头之嫌。
没料到还真的有外国友人来捧场，好比卖狗皮膏药的江湖骗子，歪打正着地治愈了唯一一个患者，就大肆宣扬其功效。
文章的最后编辑就郑重地写着：此雷夫-约翰森呆在中国时间不长，但深深爱上中国一切，喜欢吃北京烤鸭，喜欢听中国京剧，喜欢读**语录云云，好象这个老外与《世界月刊》杂志社神交多年。
反正没人去查，摆在最显眼的地方，来稿果然踊跃，连带其他栏目的投来的稿子，数量多了质量见好。
许多人来信说“北京一月”的照片给他们的感觉很不一般，我们杂志社统一口径，宣称这就是“人文关怀”。
《世界月刊》这个可以说是在中国名不见经传小杂志社，以纯转载为起点的文化杂志，也开始慢慢培养起自己的读者和作家群了。
*******
我从座位上起身，跨过车门，站在蓝天下，伸了个懒腰，好不容易休息一天。刚才跨过的车门，是美国二战制式吉普，车前盖标着青天白日。
这东西是朝鲜战争的战利品，在民主路武汉军代表局里，我一眼看中这辆“打败纳粹的家伙”。
王建安政委又弄了几辆，充“美械国民党军”的装备，大概有十几辆，这个老军人大拇指向后面一排的吉普一指，跟我讲：“还要不要，多得很，全是美国人当年‘送’的，别客气。”
我大笑，在朝鲜战场板门店，我们奚落美国人的一幕，家喻户晓。
回武汉的第二天，我去了武汉电影制片厂，朱少山拉过我说：“〈亮剑〉批下来了。派了人下来跟着――――――是文化部的张椿桦同志。”
张椿桦同志也是我国老一辈电影工作者了，我说：“在北京时、，陈荒煤同志跟我先说了――――――厂里打算什么时候开拍？”
“越快越好。”
准备工作早就做好了，武汉电影制片厂带上了所有装备――――两台摄像机，一台是五十年代苏联产品，一台是借的，灯光轨道设备若干，电影拍摄道具齐备，演员和工作人员齐备。
跟王阿姨说，又要出私差了。婆婆妈妈地讲：“在其位不谋其职，三天两头不在，我还是请辞，让出副主编的位置。”
王阿姨板着脸，很干脆地说：“跟你谈过了，就算你一年不在这个位置上坐着，工资照发，奖金照领。”――――――――我把双手并拢，举过头顶，脸埋在桌子上，拜了拜――――――――“当然每年能想点“北京一月”这种点子就更棒了，Doyouunderstand？”
我耸耸肩，说：“Noproblem。”
于是，我坐着八成新但檫得很干净的美式吉普车，开进了大别山的某个部队军营，接待我们地是个师长，打过招呼了，和张椿桦同志接洽了，一切都方便。
晚上，吃了一顿部队的大锅饭，望着有星星的夜空，我感觉到非常能够适应。
********
在拍摄的第一天，梁英导演拉起来千把人的队伍，他认为勉强够用了，我吸了口气，果然很央视，背后有部队的支持，做起事来大手大脚，但不想把胶卷浪费在所谓的大场面上，尽量减少了无意义俯拍和拉远镜头。
特意加快了节奏，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加快分镜的切换，记得某个专门研究香港电影的影评人说过香港电影的成功之处：在香港电影顶峰时期，电影里每个镜头不超过七秒。
作为革命题材的非商业电视剧，梁英导演提倡用面部大特写来表达，也就是单独对着摄像机表演，我说：“这样太刻板。”――――小声地――――“而且张峰正面象有点不上镜。”
梁英导演说：“你有办法？”
折中的办法就是留一部分特写镜头，有大部分的镜头多加进了几个人，有时候，也会卖弄地拍远拉近拉远再中距离的ZOOM镜头，煞费苦心。
到了战争场面阶段，争论开始多了，就像徐克所说这些吵吵闹闹中体会了电影这门工作的意义。
我一直以为电影中最容易吸引人的就是她特有的声光电效果，正邪、道义、人性等等是深层次要挖掘的东西，要藏在画面和台词里。
到后来，几乎到锱铢必争的地步，我认为有必要改进的场景都速写在纸上，和工作人员议论。
比如李云龙俘虏国民党军乐队的一段。
李云龙一直背对着镜头，跟正对镜头的军乐队队长说着话。
本来军乐队队长是站在表演台上，是高高在上，但和李云龙说话时，不得不弯下腰和他搭话，就显得更卑躬屈膝。
直到军乐队奏响胜利的军乐，李云龙才半转身手伸得笔直，指着身后的队伍说：“跟老子奏起来。”
大家觉得这段很好，有气势。
《亮剑》我虽然很熟悉，但不可能每个细节都记得住。
象这样的场景很多，大家是议论出来的，有时我错，有时我对，跟梁英导演也不客气，他没在意，笑着说我。
“你就是这里的第二场记。”
我自知这其实是老毛病了，码的文字里，总喜欢藏点东西，花了些心思的东西，也许大部分读者只是一略而过，但自己得到了满足，起码象是在耍一个小聪明，期待博人一笑。
拍摄顺利的度过了抗日战争，各位同学渐入佳境，越来越收放自如，张峰同学说他有时觉得自己好象就是李云龙一样。
轮到解放战争，对于我来说一点障碍没有，但其他在这个年代的人不同，历史书上虽然明明白白地写着“国民党在抗日正面战场，我党在日军后方。”
但大家仍然更愿意把国民党放在“消极抗日，积极**”的位置，以至于，在抗日战争以后，“国民党军”的AI直线下降，对付日本鬼子还能丢丢手榴弹，对上**的解放军除了逃跑，就是被俘，不真实。
连李云龙受伤那段，也要安排成国民党的楚云飞打黑枪。
我看这样不行，找了张椿桦，说：“张指导，我们为什么会先弱后强的战胜国民党？”
“因为我党有人民。”
“但国民党控制的人口更多。”
“因为我党得民心。”
“那不就得了，正因为我们党民心所向，有自己为大众的信**，才能战胜蒋介石的国民党。不关战斗素养什么事，不都是爹娘生的两脚两手，敌人越强，我们就比他们更强。”
以后许多次战争，也并不是靠人海就能堆过去的。
身边这只协助拍摄的队伍，有几次战士们正在休息的时候，一个营级干部一声令下：“安静！”
我亲眼所见，那块地方马上就象没有一个人一样，还都是新兵，用句二十一世纪的话讲：什么是素质？
有这素质，我们怕过谁？
第六十四章
《亮剑》拍摄时间两个月多一点，周期不长不短。
除开抗日和解放战争占了大头，后面改了原著，朝鲜战争没有参加，软化文革的影响，用了钟伟的事迹，对批判某首长的大会上，愤然起身“以人头担保其没有里通外国”。
用了美国人擅长的政治电影的手法，那个光头首长始终没说出名字，始终给个光头背影，不用说，影射地是谁，我们都知道。
没舍得让李云龙死掉，就是赵刚被整死了，牵连到他，就算是又一次冲撞“革命委员会”，形势岌岌可危的情况下，总理还是保了下来，一直被丢到云南的农场软禁………………
做完后期，《亮剑》马上送去中宣部，最快的速度通过了，要赶在初一全国播映。
在几十年后没有能在电视上出现的东西，反而在今天能被正视了。
完成了魏和尚的配音，我继续在杂志社，主持“世界着眼中国”，直到1980年一月，《世界月刊》做完了北京的特辑，新年停一期，专门找了世界个地关于新年的照片刊登。
拍摄自己的故乡，讲述身边的故事似乎在我们特意的带领下，成了这段时间的话题，无数介绍家乡的照片和文字从全国各地涌来。
我的原则是只要符合刊物的风格，一张照片或一句话也不放过。《世界月刊》的风格已经形成了，用将来的话讲这就是品牌文化。
新的一年做一份长期的读者调查，《世界月刊》最受关注的栏目，首先是开篇特约作者写的头条，然后是“世界着眼中国”，再是漫画，最后是我写的科幻小说《我的太阳》。
而这篇小说越到后面越象披科幻小说外衣的冒险小说，除了“成功”地描写氢动力汽车、飞机，移动小巧的电话。还塑造了为战争而制造后又被抛弃的基因突变人种：鱼人、鸟人以及生化战士等等。
王阿姨每天拿出一大叠读者来信给我，说：“看读者多么喜欢你，小喜一定要继续把这个副主编做下去。”
我笑了笑，不用看，信大部分一定批判本人是不学无术的小混混，但也一部分来信询问了文中的科学是否是真实的。
我花了些篇幅，在《世界月刊》的科学栏目里介绍了与《我的太阳》里有关的科技论文，甚至有读者发信来探讨其中的理论，在这个时代，大家追求知识和信息的热情可见一斑。
***
1980年的二月份，我在这里过的第四个新年。
身边的人，一部分人照旧，另一部分人有了新的角色。
建建当上了铁路职工，幺弟华华上了高中，大表姐在中建三局实了习，奶奶在滑坡路社区食堂里当炊事员――――――――还是炸臭豆腐。
老家的李新生告诉我，老家已经铺了红土路，虽然雨天仍然不能走路，但比以前好多了，政府也有新举措颁布。
这个举措就是农村联产承包制（虚构了时间），改革还是从与党感情最深的农民伯伯开始，到农村包围城市。
李新生说：“队里的负责人也是敢干的人，他说，这次村里要走在前头。”
走在前面的小岗村没能富起来，所以我问：“他打算怎么干？”
“每家每户分包，多得少赔。”这是家庭联产承包制，中国独创。
他们这么干过一次，我很清楚，温饱是解决了，沾到了小康的边，面太小了，后来是武汉市要向郊区发展旅游业，老家的人得到了土地赔偿，村办企业有了起色，才逐渐富起来。
我本来提议弄点水产品到城里，但转**一想，自己并不懂农业的事，是个外把式，不便多说，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了。
没有变就是爸爸，一样脸上少笑，除夕那天，郑重其事地包了红包给他的孩子们，我笑着说，今年的红包我们就收了，明年，爸爸只用给你的孙子了。
大毛、志伟和小歪从广东回来过年了。
他们黑了不少，也成熟了不少。
回来的第二天晚上，我们在“回味轩”吃饭。
“张先婷同志，这是带给你的礼物。”大毛从香港买的礼物――――一条时髦的裙子。
张先婷说：“太贵重了。”
“没事。”大毛说：“信里不是告诉你了，广东那边工资高，这点东西是小意思了。”
正直的张大姐知道贵了，不敢收，我们怂恿着她收下，大毛笑了说：“这裙子配你，就收下吧。”
两人关系果然在飞鸿传书之间不一般了，我们看着脸红的张大姐，暧昧地笑了。
女强人被我们吓跑了。
大毛同志真的老练了不少，什么也没有说，夹起一块辣子鸡尝尝，想岔开话题，说：“这干锅不错，谁做的，来了新师傅？”
我没让他混过去，说：“大毛同志，我那份呢？”
“什么那份？”大毛说：“哦，不是早给你了。”
“太小了，还没张大姐的一半的一半…………”
“你自己不会去买吗？”
“可以。”我说：“我就找张先婷同志谈谈你去广东前的表现了。”
“哥哥。我错了。”大毛装害怕，认宰了。
我又给他上了一课，人生就要有进有出，进一出三。
哥几个也算是半个“海龟”派了，聚一聚，没聊香港的事，吃完这顿饭他们就回家了，父母还等他们汇报工作，一大堆礼物要派发，起码每家有了电视。
大毛的爸爸，我的高中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