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徐克先生今晚来了几个电话找你。”
第二十二章
“徐克导演说不管多晚都要给他电话。”大堂经理说。
十一点半，我给徐克打了电话，嘟嘟声响了老半天，是个女声，问我是谁。我礼貌地说：“不好意思打扰了，麻烦找徐克导演。我是王喜。”
徐克马上接了电话，说：“王喜先生，今天晚上我差点到领事馆找你。”
“什么事？要劳您大驾。”我开玩笑。
“王喜先生的那个稿子，我公司要买下了。”
“哦，好事情啊，我原以为您看不上眼，写的不好。”
“卖关子的吧，现在不好详细说，明天见面再细谈。”
挂上电话，我有些困了，回房倒头就睡了。
翌日，我随团到无线五台山参观，巴老他们顺便被邀请到一个访谈节目里当嘉宾，我资历太浅没人注意，徐克派人到团里打声招呼，就把我接到他在思远电影公司的工作室。
“王喜先生愿意留在香港吗。”刚进门，徐克劈头一句。
“我愿意留在中国。”我顿了顿，说：“大家都是中国人。”
徐克笑了笑，说：“我早料到王喜先生肯定不答应，难怪阿和说你有傲气。”
阿和即是苏安和。
“叫我小喜行了。苏安和先生对我的评价太高了。”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你那本子黄百鸣看过了，他说他写不出来也想不出来，开了爱情片的一派先河。”
什么先河？小资爱情的先河，有钱和有闲阶级的烂俗爱情，杂糅喜剧的爱情片是思远电影公司的最爱，我特意选的题材。
“小喜，这个本子我公司打算五万港币加后期分红买下来，你觉得怎么样？”
五万，《世界月刊》一个月八万以上，火锅店得做三年，做地衣服要卖上万件。我不知道香港一个好剧本什么价，就当投石问路了。后来我才晓得这是当时最优厚的条件了。
“徐克先生，我可以同意这个方案，但要把本子给你们，还要请示团里的意思。”
“这个好办。”
下午，徐克就跟着我到酒店找巴金、艾青谈。他们二老说要考虑考虑，徐克就先回去了。巴金他们拿我的本子，从头看到尾。巴金吃过亏，看得仔细，改了好几处地方。
晚上，他们二老把本子还给我，巴金很严肃地对我说：“你来香港的事情是我推荐的，现在我后悔了。”
我很愕然巴老说这样的话，他接着说：“本来是想你长长见识，没想到这见识涨得太快了。”
“老巴的意思是小喜你太出头了，”艾青老先生说，“有些事情还没明朗，你给人家写那种剧本，欠妥。”
巴老他说：“你是我看好的一代，有天赋，又肯努力，只是阅历不够，经历的不多，很多东西想简单了。身为你身边的长辈和过来人有义务护着你，跟你指出不足，你一定要认真接受――就象你在《黑板》里写的一样，年青人是中国十八点的太阳，我们老一辈总得看着耀眼的太阳冉冉升起才好意思闭上眼，小喜，你说是不是。”
我默然地点点头，无地自容，说：“我是明白的，以后我会多听长辈的话。”
巴金还是让我参拍这部电影，以后有什么事情要马上告诉他。
“小喜的父母叫什么名字。”艾青问我。
“我父亲叫王先凯，母亲叫李立梅，在云南下的放。”这是在我爷爷的只言片语中知道的。
“他们的经历你知道多少。”
“不多，只晓得父母读过西南联大，具体怎么样不清楚。”
艾青没说什么了，我回自己的房间躺在床上，挠挠头想这几年真的太冒头了，目标定位太高，没充分考虑到国内外严峻的政治形势，仇恨拉得太快，以后做人要低调，阴沟里翻船就死得太难看了点。
这两天，老老实实地呆在巴老身边，香港人对大陆的文学、政治、体育等明星非常的推崇和喜爱，都是中国人的骄傲，，做人不能无耻到李登辉。向巴金、艾青约稿的刊物很多，他们只给《大公报》写了文章，是一些见闻和感想，散文写得干净利落，他们要我写，我没办法做到那个高度，巴金他们的功底是一点点积累，获得好文字没什么捷径，多多地练习，慢慢地炼出自己风格。我靠小聪明摆弄点小酸文，显得业余，想推这事，但巴老说他想看我写的散文，我只能写了，但对香港不甚了解，其实了解一个地方的文化，不是几天的事情，所以不能理解有些人喜欢旅游有如出埃及记的摩西，除了疲劳，什么也带不出来，那是玩性而非游兴，比如我可爱的晶晶姐每年都会坐二十个小时的火车去全国各地，只是拍些不同背景的大头贴。
散文这时还没有文化散文之类，我一直喜欢余秋雨的散文，那种把散文中体会文化的方式，又新颖又相当的美，文字很简单，看《文化苦旅》的时候是这么觉得，自己应该写得出来，今天从旺角写到庙街，从古写到今，绞尽脑汁，七拼八凑出几篇，自然而然地嘲笑了八十年代后作家自信满满宣布余秋雨的散文是“小女人”散文，不值得一读的幼稚。
写完了几篇，虽然是“四不象”地伪劣，巴老还是给了别具一格的评价，《大公报》也来求稿。我和《大公报》的编辑说我是《世界月刊》的副主编，文章得先供给自己的单位，你们要摘就写上《世界月刊》副编辑王喜几个字。
他们同意了。
苏安和打电话过来，说：“王喜同志，你得意了。”
“几篇文章而已，写得大家喜欢看是侥幸。”我笑着说。
“〈世界月刊〉副主编的名头是大了。”
我打哈哈，说：“你也不错，听徐克说你还是香港大学的博士，神级的人物啊，俺还没上过大学哪。”
“别糊弄我，你比我强。”
苏安和是个文化人，文化方面在行，我是生意人，偶尔做个文化商人。他只是不擅长推销，但可以从一个落款看出我的意图，说明我俩都不笨。
徐克过来一趟，跟我说过几天开机，拍摄周期三星期。大陆文化团在香港还要呆十五天，我能跟着拍摄前期，可以把故事基本把握住。思远电影公司想请许冠杰演男主角。
我对徐克说：“许冠杰并不适合这部影片，喜剧不是主调，烂俗的爱情有看头。”
徐克没想到我会这么说，问我刚才说什么。我把话再说一遍，他笑了，明白了，走了。
我向他喊：“记住女主角要强势，男主角要小气。”
徐克头不回地挥挥手，他也是个聪明人。
第二十三章
在二十一世纪，觉得自己很慢，人在街上一分钟走一百步，我大概到七十，照例拿懒字说事，到这年代，发现自己是是一百步，别人慢得出奇，但到香港才知道自己还是慢的。
第二天，徐克又来了，事情都搞掂了，他是导演。不到十八个小时，这部电影的导演、男女主角、工作人员、摄影灯光设备和送盒饭的欧吉桑一应俱全，第三天上午就举行开机仪式。
巴老把赛可派给我当翻译。
坐上去无线五台山的汽车，我用粤语对赛可说：“我们又见面了。”
她做出诸如翻白眼、哑然失笑、哭笑不得的正常反应。
上午举行了开机仪式，徐克带头祭祀，摆了案台，插上三根香，放着牲畜。香港人虔诚地对案台拜三拜。
我和赛可站在一旁看着。
“你相信鬼神吗？”我小声地问赛可。
“不信，我是唯物主义者。”
“怕鬼吗？”我说。
“晚上时会怕。”赛可想了很久才说。
这不矛盾，人之常情。我说：“知道为什么人要虚构鬼这东西吗？”
“愚昧呗，有些现象解释不了，人害怕了，找的借口。”
她说的是学校试卷的标准答案。
“沾点皮毛。”我说，“提出了‘怕’字，你知道人最怕什么吗？”
赛可说：“没目标，没意义。”
“高了，赖活着的人多得是，其实人人都怕地就是死，怕到地老天荒。”我接着说，“你说这世界还是很美好的，谁愿意去死啊。”
“跟鬼神又有什么关系。”
“有天大的关系，死了就是一了百了，什么也不会剩，你想，这么就完了多划不来，思想也不存在了，好吃的也吃不到了，好看的也看不到了，连舞会都不能参加了。”
赛可扬起脸，又低下，无可奈何。
“所以就编些借口，骗自己，想象死了以后还能成鬼，还能继续感受这个世界，不光为了吓些胆小的小姑娘。越是富足的地方就越是敬鬼神就是这个道理。”我学王朔说：“我也怕死，怕死了以后，读者没能看到我的作品，寻我而去。”
赛可呸我一口，说原来只觉得我是很不要脸，现在明白了，我是忒不要脸。
完全无法沟通，我很严肃地说：“是有点不自量力了，我想既然死是必然的，如你所说活着就该有奔头。能有人读我的作品算是一个小小的理想，可说出来真是贻笑大方了。”
“对不起啦，我不是有意的。”赛可娇声地说。
“你现在是不是很感动，是不是有点崇拜我了。”我还是很严肃
“滚。”赛可站到另一边，耻与我为伍。
祭完神，记者上前采访，我没凑热闹，进片场呆着，和小李聊天。这个小李是徐克配来的副编剧，比较有经验，大我四岁。香港电影发达的时候，有才华的编辑过江卿鱼，多到象二十一世纪的挨踢从业者，一文不值。
电影的男主角徐克找来了钟镇涛，我真没料到会请他。女主角是张艾嘉，这个多少后现代女性的模仿对象，正留着长发，脸上的表情真青涩。她和赛可站在一起说话，谈地是女人常用的话题：衣服。
这时代，我看到的时尚，竟然是《明星周刊》上肥姐身着的晚礼长裙，张艾嘉上身衬衫，下着裙子就太普遍了。赛可穿的红色碎花连衣裙简直是当今时尚的最前线，张艾嘉把赛可配的蓝色披肩试了又试
徐克介绍大家认识，瘦瘦高高的钟镇涛彬彬有礼地和每个人握手。剧组里的摄影师是张叔同，算得上是个亮点。轮到张艾嘉，她果然问了我关于赛可身上连衣裙的事，我推说没有了，她微笑地表示遗憾。
在电影开拍前，徐克交代了规矩，给演员们讲了戏。之前他和我商量过该怎么入手影片，好比文学家写作品开头，第一句能定下基调，后面就信手拈来了。我讲人物有个性，徐克不明白，我也解释不清楚，大概是看惯了八十年代后的个性鲜明到没个性，猛得想起还抓不住重点，只好死搬硬套具体事例，无外乎扮靓装酷、目中无人、为我独尊等等，张艾嘉他们的表演七八分象却少了神髓，不够嚣张。是时代间的代沟，如我们老对上一辈说的“保守”。不是我们在进步，而是我们越来越趋进动物化罢了。
思远电影公司给这部电影的成本不高，对于小制作的爱情片绰绰有余。徐克的名气还不大，对娱乐片也不挑剔，剧组合作的有条不紊，我着实受不了香港电影人的工作方式，几乎是全天候的工作时间，为了个创意连夜工作，大声争论一天，是工作狂的好去处。第三个工作日，我就为了一场街头追逐戏搞到深夜三点，香港发展期的电影有个缺点：喜欢习惯性的夸张，夸大到幼稚不合逻辑，影响对电影整体的感官，好象吃苹果吃到虫眼，就没再吃下去的勇气和信心了。追逐戏而已犯不着飞檐走壁，大幅度的删改，当局者们不能理解我弱化无哩头的行为，局面僵住了，徐克表示了中立，我不得不往这段戏里使劲地塞着笑料，平稳地度过情节，他们也满意了。我趁机讲道理“搞怪的桥段应该有度有量，适可而止，没必要为一段搞笑毁了部电影，好象女人脸上的痣，长对地方地叫美人痣，没放对的就称为鼻屎了”。
太晚了，我要赛可先回去，她没听一直陪着，实在困乏了，搂着张艾嘉在沙发床上睡着了，睡象很可爱，徐克要张叔同给照了下来，后来还成了香港娱乐界的百大照片。
工作完成后，徐克邀大家去吃消夜，看夜景。赛可、张艾嘉和几个人不去，到附近的旅馆休息了，我欣然前往。大家到旺角大牌档吃东西，我终于尝到了传说中的正宗干炒牛河，比以前在广州吃的要好的多，我干掉了一大盘。消夜后，欣赏了香港的夜景，顺手买了几个小饰品，带回去在，这是细节，是我当老板时留下的后遗症，经常性地小恩小惠收买人心。
凌晨四点了，众人都困了，回家去，徐克跟
第二十二章
“徐克导演说不管多晚都要给他电话。”大堂经理说。
十一点半，我给徐克打了电话，嘟嘟声响了老半天，是个女声，问我是谁。我礼貌地说：“不好意思打扰了，麻烦找徐克导演。我是王喜。”
徐克马上接了电话，说：“王喜先生，今天晚上我差点到领事馆找你。”
“什么事？要劳您大驾。”我开玩笑。
“王喜先生的那个稿子，我公司要买下了。”
“哦，好事情啊，我原以为您看不上眼，写的不好。”
“卖关子的吧，现在不好详细说，明天见面再细谈。”
挂上电话，我有些困了，回房倒头就睡了。
翌日，我随团到无线五台山参观，巴老他们顺便被邀请到一个访谈节目里当嘉宾，我资历太浅没人注意，徐克派人到团里打声招呼，就把我接到他在思远电影公司的工作室。
“王喜先生愿意留在香港吗。”刚进门，徐克劈头一句。
“我愿意留在中国。”我顿了顿，说：“大家都是中国人。”
徐克笑了笑，说：“我早料到王喜先生肯定不答应，难怪阿和说你有傲气。”
阿和即是苏安和。
“叫我小喜行了。苏安和先生对我的评价太高了。”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你那本子黄百鸣看过了，他说他写不出来也想不出来，开了爱情片的一派先河。”
什么先河？小资爱情的先河，有钱和有闲阶级的烂俗爱情，杂糅喜剧的爱情片是思远电影公司的最爱，我特意选的题材。
“小喜，这个本子我公司打算五万港币加后期分红买下来，你觉得怎么样？”
五万，《世界月刊》一个月八万以上，火锅店得做三年，做地衣服要卖上万件。我不知道香港一个好剧本什么价，就当投石问路了。后来我才晓得这是当时最优厚的条件了。
“徐克先生，我可以同意这个方案，但要把本子给你们，还要请示团里的意思。”
“这个好办。”
下午，徐克就跟着我到酒店找巴金、艾青谈。他们二老说要考虑考虑，徐克就先回去了。巴金他们拿我的本子，从头看到尾。巴金吃过亏，看得仔细，改了好几处地方。
晚上，他们二老把本子还给我，巴金很严肃地对我说：“你来香港的事情是我推荐的，现在我后悔了。”
我很愕然巴老说这样的话，他接着说：“本来是想你长长见识，没想到这见识涨得太快了。”
“老巴的意思是小喜你太出头了，”艾青老先生说，“有些事情还没明朗，你给人家写那种剧本，欠妥。”
巴老他说：“你是我看好的一代，有天赋，又肯努力，只是阅历不够，经历的不多，很多东西想简单了。身为你身边的长辈和过来人有义务护着你，跟你指出不足，你一定要认真接受――就象你在《黑板》里写的一样，年青人是中国十八点的太阳，我们老一辈总得看着耀眼的太阳冉冉升起才好意思闭上眼，小喜，你说是不是。”
我默然地点点头，无地自容，说：“我是明白的，以后我会多听长辈的话。”
巴金还是让我参拍这部电影，以后有什么事情要马上告诉他。
“小喜的父母叫什么名字。”艾青问我。
“我父亲叫王先凯，母亲叫李立梅，在云南下的放。”这是在我爷爷的只言片语中知道的。
“他们的经历你知道多少。”
“不多，只晓得父母读过西南联大，具体怎么样不清楚。”
艾青没说什么了，我回自己的房间躺在床上，挠挠头想这几年真的太冒头了，目标定位太高，没充分考虑到国内外严峻的政治形势，仇恨拉得太快，以后做人要低调，阴沟里翻船就死得太难看了点。
这两天，老老实实地呆在巴老身边，香港人对大陆的文学、政治、体育等明星非常的推崇和喜爱，都是中国人的骄傲，，做人不能无耻到李登辉。向巴金、艾青约稿的刊物很多，他们只给《大公报》写了文章，是一些见闻和感想，散文写得干净利落，他们要我写，我没办法做到那个高度，巴金他们的功底是一点点积累，获得好文字没什么捷径，多多地练习，慢慢地炼出自己风格。我靠小聪明摆弄点小酸文，显得业余，想推这事，但巴老说他想看我写的散文，我只能写了，但对香港不甚了解，其实了解一个地方的文化，不是几天的事情，所以不能理解有些人喜欢旅游有如出埃及记的摩西，除了疲劳，什么也带不出来，那是玩性而非游兴，比如我可爱的晶晶姐每年都会坐二十个小时的火车去全国各地，只是拍些不同背景的大头贴。
散文这时还没有文化散文之类，我一直喜欢余秋雨的散文，那种把散文中体会文化的方式，又新颖又相当的美，文字很简单，看《文化苦旅》的时候是这么觉得，自己应该写得出来，今天从旺角写到庙街，从古写到今，绞尽脑汁，七拼八凑出几篇，自然而然地嘲笑了八十年代后作家自信满满宣布余秋雨的散文是“小女人”散文，不值得一读的幼稚。
写完了几篇，虽然是“四不象”地伪劣，巴老还是给了别具一格的评价，《大公报》也来求稿。我和《大公报》的编辑说我是《世界月刊》的副主编，文章得先供给自己的单位，你们要摘就写上《世界月刊》副编辑王喜几个字。
他们同意了。
苏安和打电话过来，说：“王喜同志，你得意了。”
“几篇文章而已，写得大家喜欢看是侥幸。”我笑着说。
“〈世界月刊〉副主编的名头是大了。”
我打哈哈，说：“你也不错，听徐克说你还是香港大学的博士，神级的人物啊，俺还没上过大学哪。”
“别糊弄我，你比我强。”
苏安和是个文化人，文化方面在行，我是生意人，偶尔做个文化商人。他只是不擅长推销，但可以从一个落款看出我的意图，说明我俩都不笨。
徐克过来一趟，跟我说过几天开机，拍摄周期三星期。大陆文化团在香港还要呆十五天，我能跟着拍摄前期，可以把故事基本把握住。思远电影公司想请许冠杰演男主角。
我对徐克说：“许冠杰并不适合这部影片，喜剧不是主调，烂俗的爱情有看头。”
徐克没想到我会这么说，问我刚才说什么。我把话再说一遍，他笑了，明白了，走了。
我向他喊：“记住女主角要强势，男主角要小气。”
徐克头不回地挥挥手，他也是个聪明人。
第二十三章
在二十一世纪，觉得自己很慢，人在街上一分钟走一百步，我大概到七十，照例拿懒字说事，到这年代，发现自己是是一百步，别人慢得出奇，但到香港才知道自己还是慢的。
第二天，徐克又来了，事情都搞掂了，他是导演。不到十八个小时，这部电影的导演、男女主角、工作人员、摄影灯光设备和送盒饭的欧吉桑一应俱全，第三天上午就举行开机仪式。
巴老把赛可派给我当翻译。
坐上去无线五台山的汽车，我用粤语对赛可说：“我们又见面了。”
她做出诸如翻白眼、哑然失笑、哭笑不得的正常反应。
上午举行了开机仪式，徐克带头祭祀，摆了案台，插上三根香，放着牲畜。香港人虔诚地对案台拜三拜。
我和赛可站在一旁看着。
“你相信鬼神吗？”我小声地问赛可。
“不信，我是唯物主义者。”
“怕鬼吗？”我说。
“晚上时会怕。”赛可想了很久才说。
这不矛盾，人之常情。我说：“知道为什么人要虚构鬼这东西吗？”
“愚昧呗，有些现象解释不了，人害怕了，找的借口。”
她说的是学校试卷的标准答案。
“沾点皮毛。”我说，“提出了‘怕’字，你知道人最怕什么吗？”
赛可说：“没目标，没意义。”
“高了，赖活着的人多得是，其实人人都怕地就是死，怕到地老天荒。”我接着说，“你说这世界还是很美好的，谁愿意去死啊。”
“跟鬼神又有什么关系。”
“有天大的关系，死了就是一了百了，什么也不会剩，你想，这么就完了多划不来，思想也不存在了，好吃的也吃不到了，好看的也看不到了，连舞会都不能参加了。”
赛可扬起脸，又低下，无可奈何。
“所以就编些借口，骗自己，想象死了以后还能成鬼，还能继续感受这个世界，不光为了吓些胆小的小姑娘。越是富足的地方就越是敬鬼神就是这个道理。”我学王朔说：“我也怕死，怕死了以后，读者没能看到我的作品，寻我而去。”
赛可呸我一口，说原来只觉得我是很不要脸，现在明白了，我是忒不要脸。
完全无法沟通，我很严肃地说：“是有点不自量力了，我想既然死是必然的，如你所说活着就该有奔头。能有人读我的作品算是一个小小的理想，可说出来真是贻笑大方了。”
“对不起啦，我不是有意的。”赛可娇声地说。
“你现在是不是很感动，是不是有点崇拜我了。”我还是很严肃
“滚。”赛可站到另一边，耻与我为伍。
祭完神，记者上前采访，我没凑热闹，进片场呆着，和小李聊天。这个小李是徐克配来的副编剧，比较有经验，大我四岁。香港电影发达的时候，有才华的编辑过江卿鱼，多到象二十一世纪的挨踢从业者，一文不值。
电影的男主角徐克找来了钟镇涛，我真没料到会请他。女主角是张艾嘉，这个多少后现代女性的模仿对象，正留着长发，脸上的表情真青涩。她和赛可站在一起说话，谈地是女人常用的话题：衣服。
这时代，我看到的时尚，竟然是《明星周刊》上肥姐身着的晚礼长裙，张艾嘉上身衬衫，下着裙子就太普遍了。赛可穿的红色碎花连衣裙简直是当今时尚的最前线，张艾嘉把赛可配的蓝色披肩试了又试
徐克介绍大家认识，瘦瘦高高的钟镇涛彬彬有礼地和每个人握手。剧组里的摄影师是张叔同，算得上是个亮点。轮到张艾嘉，她果然问了我关于赛可身上连衣裙的事，我推说没有了，她微笑地表示遗憾。
在电影开拍前，徐克交代了规矩，给演员们讲了戏。之前他和我商量过该怎么入手影片，好比文学家写作品开头，第一句能定下基调，后面就信手拈来了。我讲人物有个性，徐克不明白，我也解释不清楚，大概是看惯了八十年代后的个性鲜明到没个性，猛得想起还抓不住重点，只好死搬硬套具体事例，无外乎扮靓装酷、目中无人、为我独尊等等，张艾嘉他们的表演七八分象却少了神髓，不够嚣张。是时代间的代沟，如我们老对上一辈说的“保守”。不是我们在进步，而是我们越来越趋进动物化罢了。
思远电影公司给这部电影的成本不高，对于小制作的爱情片绰绰有余。徐克的名气还不大，对娱乐片也不挑剔，剧组合作的有条不紊，我着实受不了香港电影人的工作方式，几乎是全天候的工作时间，为了个创意连夜工作，大声争论一天，是工作狂的好去处。第三个工作日，我就为了一场街头追逐戏搞到深夜三点，香港发展期的电影有个缺点：喜欢习惯性的夸张，夸大到幼稚不合逻辑，影响对电影整体的感官，好象吃苹果吃到虫眼，就没再吃下去的勇气和信心了。追逐戏而已犯不着飞檐走壁，大幅度的删改，当局者们不能理解我弱化无哩头的行为，局面僵住了，徐克表示了中立，我不得不往这段戏里使劲地塞着笑料，平稳地度过情节，他们也满意了。我趁机讲道理“搞怪的桥段应该有度有量，适可而止，没必要为一段搞笑毁了部电影，好象女人脸上的痣，长对地方地叫美人痣，没放对的就称为鼻屎了”。
太晚了，我要赛可先回去，她没听一直陪着，实在困乏了，搂着张艾嘉在沙发床上睡着了，睡象很可爱，徐克要张叔同给照了下来，后来还成了香港娱乐界的百大照片。
工作完成后，徐克邀大家去吃消夜，看夜景。赛可、张艾嘉和几个人不去，到附近的旅馆休息了，我欣然前往。大家到旺角大牌档吃东西，我终于尝到了传说中的正宗干炒牛河，比以前在广州吃的要好的多，我干掉了一大盘。消夜后，欣赏了香港的夜景，顺手买了几个小饰品，带回去在，这是细节，是我当老板时留下的后遗症，经常性地小恩小惠收买人心。
凌晨四点了，众人都困了，回家去，徐克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