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端着个海大的碗出来答话，现在是中午，正吃饭。
扒了几口饭，去接电话，路上一直在猜测是谁来的电话，也许是徐克，可能是苏安和，还是作家协会的人，但没想到，是――――
“喂，我是吕蒙，人到了，在武汉关。”
和爸爸打了招呼，骑车奔向武汉关。
一段时间没见吕蒙了，他精神还不错，只是不修边幅，满下巴的胡子，一身蓝色工作装上如第一次见他一样，沾着油污。
“我来得是不是很意外。”
他在跑上海的东方号客货轮，从上海一路向西，到武汉终点。
“没想到你来这么早。”我老实地说。
“东西给你带来了，八成新的索尼录象机，我说话算话。”
“没说你不算话，东西放自行车上吧，我家不远。”
吕蒙望着我小声说：“兄弟，这是走私，你就这么大摇大摆的在街上走，不怕进局子了。”
“当然怕，都进几回了。”我说那台电视机就是叫人给带回来的，原以为不会有事，真险。
吕蒙听我这么一说，楞了一会，才说是敌人大意了，我可不敢这么做。他经验丰富讲：“码头上还有警察看着，就等着逮你这种愣头青。”
“王喜同志，好久不见。”
背后走来的是刚回这年代，所见的那个小公安小史，他走过来，说：“同志，您在干什么？”
“没什么。”我指着吕蒙说：“他是我朋友，叙叙旧。”
小史点点头，上下打量着我们两个，指着吕蒙说：“同志工作证拿出来看看。”
吕蒙恭敬地把工作证递给他，小史仔细地瞄瞄，说：“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我撒谎：“去香港的时候认识的，坐船时，认识的。”
“王喜同志是大编剧，认识他是荣幸。”吕蒙画蛇添足，要给小史烟，小史没有接。
他嗟了一声说：“什么编剧，淫词烂调而已。”
“别介，您是没看过，知道这电影卖多少钱？”
“多少？”
“千把万――――就一部电影。”
小史看资本主义敌人一样看着我，只说：“算了，都是资本主义的钱。”――――对着远方喊――――“那边的过来。”
我们都闻声望去，远远的走来一个男同志，走近了，才发现眼前这位的特立独行，上身衬衫，下身喇叭，头发长长的如摇滚歌星，他皮肤很白，走路带漂，慢腾腾地走到小史面前。
“你好啊，小公安，又见面了。”他说。
“又在干什么了。”小史问他：“没事不要在这边乱逛。”
那人笑了笑没理会他，反过来跟我说话：“同志，你好，我叫阿兰，请问怎么称呼。”
“你好，我叫王喜，他是我朋友吕蒙。”我礼貌地说。
“是那个王喜编剧？一定是了，你写的故事挺不错，我蛮喜欢。”阿兰很高兴地说。我表示了谦虚。
“他是个流氓，专写这种资本主义情调的东西。”最近总有人叫我高级流氓，是比较严厉的措辞了。
阿兰摇摇头，说：“不关流氓的事，你不懂。”他想说是艺术，但这里没有艺术。
“他是大流氓，你是小流氓，物以类聚了。”小公安下了定论。
我只好苦笑，阿兰哈哈大笑。
小公安教训阿兰，拿出手铐。
阿兰老老实实地把手伸出来，口头上抱怨：“有去蹲墙角吗，腿会酸，能坐着吗？”
小公安要阿兰少罗嗦，他把手铐别在腰里，拉着阿兰走了，边走边自言自语般和阿兰说着话，阿兰不再象第一次那么害怕了，慢慢地走在后面听着。（向王小波的《东宫西宫》致敬）。
吕蒙注视着他们走远，对我说：“上船把录象机搬下来，送你家去。”
“你不怕了？”
“先以为那个公安盯我的梢，原来不是，你快点，等下他们得又来。”
我随着吕蒙上了船，他让我在甲板上等，过一会带出来一个麻袋，打开给我看，录象机藏在一堆衣服里，我点点头，俩个人把录象机搬到自行车上。
我推着自行车走，他在旁边稳着，也够明目张胆了。
“你来过武汉吗？要呆几天。”我问。
“一天，只是路过这里。”他吸着烟说：“我刚跑上海到武汉线。”
“录象机的钱等会，到了给里，出来匆忙了，没带身上。”
“没事情，对了，上次的衣服不错，你还有吗。”
“还有一大堆。”千把件，最后的千把件，布票不够，多了就有人怀疑。
吕蒙说：“你做走私生意吗，这么多。”
“我就是在做走私生意。”我笑着说：“你有没有兴趣加一个。”
“你就相信我。”吕蒙说。
我说：“只信你四成，刚刚说的物以类聚了。”
他哈哈大笑：“看看情况再说，我只是赚点小钱而已。根本不能和你比，说实话我搞不懂，那部电影的钱就够你花了，干嘛冒这个险。”
“你知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吗？我有那个信心。”
他明白了，是聪明人不难理解，他问我：“就为了这个，是不是太早。”
我说：“要走在前面，做好准备，为了铺好要走的路。”
吕蒙摇摇头说：“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路太窄了，上了独木桥回头就难了。”
“我知道，所以没想过在大陆搞，由外至于内了。”
“你要怎么做？”
“香港！”
第四十七章
“香港？”
“这是唯一的选择。”我说。
“把衣服卖到香港吗？”吕蒙调侃地说。
这种用“的确良”做的T恤不怎么样，不过，八十年代就这个了，将就着用吧。
我说：“最理想是大陆生产这种衣服，内销。”
“听起来不很现实。”
“恩。现在的中国让我想到了朝鲜：“知道我怎么想的吗？”
吕蒙让我继续说：“接下来计划就比较宏大了，简单地说是先香港后大陆，展望国际，赶英超美。”
他哈哈大笑说：“大跃进要栽跟头的。”
“栽了再爬起来，继续摔呗，事在人为。”我说，有一段时间特别崇拜史玉柱，他是一个“最失败的”成功者。
吕蒙说：“何必这么执卓！”
“不是执卓的问题，中国要求变了，现在人家都是顾自己，苏联老大哥也有翻脸的时候，靠谁讲理去？不就靠自己，这些个小民。”
“我老粗不懂这个。”吕蒙说。
“活了两辈子的人都会这么想。”
“两辈子，你？”吕蒙笑声更大。
“每个人。”我斩钉截铁地虚空一划说：“劫后余生。”
看多了港产片，盯着吕蒙说：“给自己一次机会。”
我喜欢把人生看成有这么一片冬日的广阔的草原，草原上有一大群羊，这群羊大约有13亿只也许更多一些，呈一个等腰三角形的庞大队形拥挤着向草原深处前进，寻找有着鲜嫩多汁青草的向阳草地。等腰三角形两腰夹角的顶上自然是这群羊的领头羊，大领头羊后面有小领头羊，一直排到三角形底边，就是众多最普通最普通的羊，它们吃到的都是前面的羊吃剩下的干草根。为了也能吃到鲜嫩多汁的青草，后面一排的羊都想拼命地往前面一排挤，但由于要保持三角形的队形，自然前面的地方越来越窄，而到了角顶上只容得下惟一一只领头羊。于是有的羊忍耐不住了，开始三五成群甚至独自往两边走，离开这个巨大三角形的队伍，看看那些大家未曾涉足的地方，冰雪下是否盖着鲜嫩多汁的青草，脱离大部队的保护和温暖，更容易被冻死和被恶狼吃掉。
原来我只是一只规矩的“顺羊”，跟着大部队前进，沿着别人踩过的大道走向前，偶尔还能吃到一两口嫩草，已经很能满足了，再找只还不错的女羊，直到老死…………可是，突然被带到这里，羊群还是原来的羊群，我还是原来那只羊，只是记得羊群将走的路，那些最青最嫩的草在什么地方，我们以前没错过的，错过的，统统还在。
我和吕蒙推着自行车，回滑坡路。我和爸爸介绍吕蒙：“他是我朋友吕蒙，这是我托他买的录象机。”
爸爸和吕蒙打了招呼，请他进去坐，私下怪我乱花钱，我一笑了之了，会有的，面包、电视、小轿车全国人民都会有的，尝尝鲜。
爸爸问过：“吕蒙同志是做什么工作的。”
吕蒙把烟，说：“跑船。”
爸爸听了这句话，望了录象机一眼，说：“是海外捎的吧。”
知道是走私货，大陆好点的衣服、电器甚至药品全部是这么来的，国内不是没有，少，而且质量不好。走私是见怪不怪的行为，比起以后三陪、二奶成为见怪不怪的情况，实属无奈了。
我们点头称是，吕蒙拿出了录象带，竟然是《黑板》和《男女本位》，拿得恰到好处，爸爸的注意力被吸引了，看见《男女本位》的盒子上的剧照，皱皱眉头，忍住没说。
我看这《黑板》和《男女本位》都是国语版，《男女本位》还是台湾人配的音，在一个**员的家里有台湾的录象带，够啼笑皆非了。
晚上，我把剩下的钱付给了吕蒙，请他去火锅店搓一顿，吕蒙很好奇，说：“想不到这边也有火锅店。”
菜单上已经有干锅了，点了这个。
我边吃边和吕蒙说：“这店是我的主意，下乡那会，我觉得这个不错。”
没藏着，详详细细地把火锅店的事说给他听，吕蒙听我轻巧地把两千块丢到水里，很惊奇地说：“这么多钱，他们工作组没有查你。”工作组指地是政治调查。
我摇摇头，仍有些后怕，说：“以前是太幼稚了，国内还是不宽松啊。”
吕蒙说：“香港就宽松了？那头比不了大陆，竞争激烈着呢。”
我笑了，说：“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困难是有的，革命前途还是一片光明的。关键还是有志同道合的同志参与。”
吕蒙也笑了，夹了鸡块送口里，尝了尝，说：“这个还不错！我可不是，你在香港搞衣服，关我什么事，我可不是裁缝。”
“没让你做裁缝。”我说：“老本行而已――――走私。”
“不干。”吕蒙说：“跟你干，有上顿没下顿。”
我说：“等我站稳了，你在来，又摔了，就拉倒了吧。”
吕蒙没说话，和我干着白酒，这种高度的酒总喝不习惯，要是有啤酒就更棒了，火锅店生意可以再上一层楼了，想完了自嘲到自己又犯了老毛病。
晚上，吕蒙要回船上，我没留他，自各回家，爸爸在厅里等着呢，家里人都在，爸爸说：“现在开家庭会议…………”还是阶级问题。
录象机闪亮登场，街坊看得很带劲，滑坡路的小孩子围着我叫流氓，作势要打，他们跑开了，邻居越来越多，几个关系好的兄弟来说，以为是带黄的片子，我笑了笑，终于想到要改变的不光是人的思想，还有我们的观**了。
第四十八章
寄出写给徐克导演的信后，我就后悔了，信里塞不满自己要说的话，总是觉得缺失些东西或者表意怕人不懂，期望信不会寄到，安全退回，是我放不下，出手而不脱手，有想过直接去香港，恐怕坐实了里通外国的罪证，回来就难了。
还在《世界月刊》里工作，有了竞争对手，社里气氛就紧张了一阵子，确认《世界之窗》尚不能撼动我们的地位之后，就在战略上轻视敌人，占了资讯先手。这些天只有王阿姨一直在催我那个“世界水平”的计划，她越来越适合主编的角色，居安思危了。
我说：“这几期光做的是外国游记和见闻，效果不好大部分是属于阶级感情，小部分是不熟悉外面世界，看起来短期内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游记显然上的唐突了，得撤下来，至于上什么嘛………………”摸着下巴的毛，故做神棍状。
“快说吧。”
“能说从长计议吗？”
“不能。”
我笑了说“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做――――――游记。”
王阿姨满头黑线，说：“又再骗字数了。”
“还不至于，此游记非彼游记，国外的地方不熟，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还是很亲切滴。”
扒了几口饭，去接电话，路上一直在猜测是谁来的电话，也许是徐克，可能是苏安和，还是作家协会的人，但没想到，是――――
“喂，我是吕蒙，人到了，在武汉关。”
和爸爸打了招呼，骑车奔向武汉关。
一段时间没见吕蒙了，他精神还不错，只是不修边幅，满下巴的胡子，一身蓝色工作装上如第一次见他一样，沾着油污。
“我来得是不是很意外。”
他在跑上海的东方号客货轮，从上海一路向西，到武汉终点。
“没想到你来这么早。”我老实地说。
“东西给你带来了，八成新的索尼录象机，我说话算话。”
“没说你不算话，东西放自行车上吧，我家不远。”
吕蒙望着我小声说：“兄弟，这是走私，你就这么大摇大摆的在街上走，不怕进局子了。”
“当然怕，都进几回了。”我说那台电视机就是叫人给带回来的，原以为不会有事，真险。
吕蒙听我这么一说，楞了一会，才说是敌人大意了，我可不敢这么做。他经验丰富讲：“码头上还有警察看着，就等着逮你这种愣头青。”
“王喜同志，好久不见。”
背后走来的是刚回这年代，所见的那个小公安小史，他走过来，说：“同志，您在干什么？”
“没什么。”我指着吕蒙说：“他是我朋友，叙叙旧。”
小史点点头，上下打量着我们两个，指着吕蒙说：“同志工作证拿出来看看。”
吕蒙恭敬地把工作证递给他，小史仔细地瞄瞄，说：“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我撒谎：“去香港的时候认识的，坐船时，认识的。”
“王喜同志是大编剧，认识他是荣幸。”吕蒙画蛇添足，要给小史烟，小史没有接。
他嗟了一声说：“什么编剧，淫词烂调而已。”
“别介，您是没看过，知道这电影卖多少钱？”
“多少？”
“千把万――――就一部电影。”
小史看资本主义敌人一样看着我，只说：“算了，都是资本主义的钱。”――――对着远方喊――――“那边的过来。”
我们都闻声望去，远远的走来一个男同志，走近了，才发现眼前这位的特立独行，上身衬衫，下身喇叭，头发长长的如摇滚歌星，他皮肤很白，走路带漂，慢腾腾地走到小史面前。
“你好啊，小公安，又见面了。”他说。
“又在干什么了。”小史问他：“没事不要在这边乱逛。”
那人笑了笑没理会他，反过来跟我说话：“同志，你好，我叫阿兰，请问怎么称呼。”
“你好，我叫王喜，他是我朋友吕蒙。”我礼貌地说。
“是那个王喜编剧？一定是了，你写的故事挺不错，我蛮喜欢。”阿兰很高兴地说。我表示了谦虚。
“他是个流氓，专写这种资本主义情调的东西。”最近总有人叫我高级流氓，是比较严厉的措辞了。
阿兰摇摇头，说：“不关流氓的事，你不懂。”他想说是艺术，但这里没有艺术。
“他是大流氓，你是小流氓，物以类聚了。”小公安下了定论。
我只好苦笑，阿兰哈哈大笑。
小公安教训阿兰，拿出手铐。
阿兰老老实实地把手伸出来，口头上抱怨：“有去蹲墙角吗，腿会酸，能坐着吗？”
小公安要阿兰少罗嗦，他把手铐别在腰里，拉着阿兰走了，边走边自言自语般和阿兰说着话，阿兰不再象第一次那么害怕了，慢慢地走在后面听着。（向王小波的《东宫西宫》致敬）。
吕蒙注视着他们走远，对我说：“上船把录象机搬下来，送你家去。”
“你不怕了？”
“先以为那个公安盯我的梢，原来不是，你快点，等下他们得又来。”
我随着吕蒙上了船，他让我在甲板上等，过一会带出来一个麻袋，打开给我看，录象机藏在一堆衣服里，我点点头，俩个人把录象机搬到自行车上。
我推着自行车走，他在旁边稳着，也够明目张胆了。
“你来过武汉吗？要呆几天。”我问。
“一天，只是路过这里。”他吸着烟说：“我刚跑上海到武汉线。”
“录象机的钱等会，到了给里，出来匆忙了，没带身上。”
“没事情，对了，上次的衣服不错，你还有吗。”
“还有一大堆。”千把件，最后的千把件，布票不够，多了就有人怀疑。
吕蒙说：“你做走私生意吗，这么多。”
“我就是在做走私生意。”我笑着说：“你有没有兴趣加一个。”
“你就相信我。”吕蒙说。
我说：“只信你四成，刚刚说的物以类聚了。”
他哈哈大笑：“看看情况再说，我只是赚点小钱而已。根本不能和你比，说实话我搞不懂，那部电影的钱就够你花了，干嘛冒这个险。”
“你知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吗？我有那个信心。”
他明白了，是聪明人不难理解，他问我：“就为了这个，是不是太早。”
我说：“要走在前面，做好准备，为了铺好要走的路。”
吕蒙摇摇头说：“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路太窄了，上了独木桥回头就难了。”
“我知道，所以没想过在大陆搞，由外至于内了。”
“你要怎么做？”
“香港！”
第四十七章
“香港？”
“这是唯一的选择。”我说。
“把衣服卖到香港吗？”吕蒙调侃地说。
这种用“的确良”做的T恤不怎么样，不过，八十年代就这个了，将就着用吧。
我说：“最理想是大陆生产这种衣服，内销。”
“听起来不很现实。”
“恩。现在的中国让我想到了朝鲜：“知道我怎么想的吗？”
吕蒙让我继续说：“接下来计划就比较宏大了，简单地说是先香港后大陆，展望国际，赶英超美。”
他哈哈大笑说：“大跃进要栽跟头的。”
“栽了再爬起来，继续摔呗，事在人为。”我说，有一段时间特别崇拜史玉柱，他是一个“最失败的”成功者。
吕蒙说：“何必这么执卓！”
“不是执卓的问题，中国要求变了，现在人家都是顾自己，苏联老大哥也有翻脸的时候，靠谁讲理去？不就靠自己，这些个小民。”
“我老粗不懂这个。”吕蒙说。
“活了两辈子的人都会这么想。”
“两辈子，你？”吕蒙笑声更大。
“每个人。”我斩钉截铁地虚空一划说：“劫后余生。”
看多了港产片，盯着吕蒙说：“给自己一次机会。”
我喜欢把人生看成有这么一片冬日的广阔的草原，草原上有一大群羊，这群羊大约有13亿只也许更多一些，呈一个等腰三角形的庞大队形拥挤着向草原深处前进，寻找有着鲜嫩多汁青草的向阳草地。等腰三角形两腰夹角的顶上自然是这群羊的领头羊，大领头羊后面有小领头羊，一直排到三角形底边，就是众多最普通最普通的羊，它们吃到的都是前面的羊吃剩下的干草根。为了也能吃到鲜嫩多汁的青草，后面一排的羊都想拼命地往前面一排挤，但由于要保持三角形的队形，自然前面的地方越来越窄，而到了角顶上只容得下惟一一只领头羊。于是有的羊忍耐不住了，开始三五成群甚至独自往两边走，离开这个巨大三角形的队伍，看看那些大家未曾涉足的地方，冰雪下是否盖着鲜嫩多汁的青草，脱离大部队的保护和温暖，更容易被冻死和被恶狼吃掉。
原来我只是一只规矩的“顺羊”，跟着大部队前进，沿着别人踩过的大道走向前，偶尔还能吃到一两口嫩草，已经很能满足了，再找只还不错的女羊，直到老死…………可是，突然被带到这里，羊群还是原来的羊群，我还是原来那只羊，只是记得羊群将走的路，那些最青最嫩的草在什么地方，我们以前没错过的，错过的，统统还在。
我和吕蒙推着自行车，回滑坡路。我和爸爸介绍吕蒙：“他是我朋友吕蒙，这是我托他买的录象机。”
爸爸和吕蒙打了招呼，请他进去坐，私下怪我乱花钱，我一笑了之了，会有的，面包、电视、小轿车全国人民都会有的，尝尝鲜。
爸爸问过：“吕蒙同志是做什么工作的。”
吕蒙把烟，说：“跑船。”
爸爸听了这句话，望了录象机一眼，说：“是海外捎的吧。”
知道是走私货，大陆好点的衣服、电器甚至药品全部是这么来的，国内不是没有，少，而且质量不好。走私是见怪不怪的行为，比起以后三陪、二奶成为见怪不怪的情况，实属无奈了。
我们点头称是，吕蒙拿出了录象带，竟然是《黑板》和《男女本位》，拿得恰到好处，爸爸的注意力被吸引了，看见《男女本位》的盒子上的剧照，皱皱眉头，忍住没说。
我看这《黑板》和《男女本位》都是国语版，《男女本位》还是台湾人配的音，在一个**员的家里有台湾的录象带，够啼笑皆非了。
晚上，我把剩下的钱付给了吕蒙，请他去火锅店搓一顿，吕蒙很好奇，说：“想不到这边也有火锅店。”
菜单上已经有干锅了，点了这个。
我边吃边和吕蒙说：“这店是我的主意，下乡那会，我觉得这个不错。”
没藏着，详详细细地把火锅店的事说给他听，吕蒙听我轻巧地把两千块丢到水里，很惊奇地说：“这么多钱，他们工作组没有查你。”工作组指地是政治调查。
我摇摇头，仍有些后怕，说：“以前是太幼稚了，国内还是不宽松啊。”
吕蒙说：“香港就宽松了？那头比不了大陆，竞争激烈着呢。”
我笑了，说：“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困难是有的，革命前途还是一片光明的。关键还是有志同道合的同志参与。”
吕蒙也笑了，夹了鸡块送口里，尝了尝，说：“这个还不错！我可不是，你在香港搞衣服，关我什么事，我可不是裁缝。”
“没让你做裁缝。”我说：“老本行而已――――走私。”
“不干。”吕蒙说：“跟你干，有上顿没下顿。”
我说：“等我站稳了，你在来，又摔了，就拉倒了吧。”
吕蒙没说话，和我干着白酒，这种高度的酒总喝不习惯，要是有啤酒就更棒了，火锅店生意可以再上一层楼了，想完了自嘲到自己又犯了老毛病。
晚上，吕蒙要回船上，我没留他，自各回家，爸爸在厅里等着呢，家里人都在，爸爸说：“现在开家庭会议…………”还是阶级问题。
录象机闪亮登场，街坊看得很带劲，滑坡路的小孩子围着我叫流氓，作势要打，他们跑开了，邻居越来越多，几个关系好的兄弟来说，以为是带黄的片子，我笑了笑，终于想到要改变的不光是人的思想，还有我们的观**了。
第四十八章
寄出写给徐克导演的信后，我就后悔了，信里塞不满自己要说的话，总是觉得缺失些东西或者表意怕人不懂，期望信不会寄到，安全退回，是我放不下，出手而不脱手，有想过直接去香港，恐怕坐实了里通外国的罪证，回来就难了。
还在《世界月刊》里工作，有了竞争对手，社里气氛就紧张了一阵子，确认《世界之窗》尚不能撼动我们的地位之后，就在战略上轻视敌人，占了资讯先手。这些天只有王阿姨一直在催我那个“世界水平”的计划，她越来越适合主编的角色，居安思危了。
我说：“这几期光做的是外国游记和见闻，效果不好大部分是属于阶级感情，小部分是不熟悉外面世界，看起来短期内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游记显然上的唐突了，得撤下来，至于上什么嘛………………”摸着下巴的毛，故做神棍状。
“快说吧。”
“能说从长计议吗？”
“不能。”
我笑了说“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做――――――游记。”
王阿姨满头黑线，说：“又再骗字数了。”
“还不至于，此游记非彼游记，国外的地方不熟，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还是很亲切滴。”